》延续了从《诗经》34;国风34;到唐代34;新乐府34;的民间发声传统，但赋予了它全新的方言形式。当现代汉语诗歌越来越陷入标准语的窠臼时，树科的粤语写作仿佛是对古代34;采诗观风34;制度的倒置——不是官方采集民间声音，而是民间用官方难以完全解码的方式保存自己的声音。这种策略与香港诗人也斯的方言实验形成对话，但树科更强调方言的政治抵抗功能，而非仅仅作为文化符号存在。
在声音政治的维度上，《收声》揭示了当代社会一个残酷的悖论：我们身处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表达贫困。当34;最好净系盲佬聋佬34;成为理想状态时，诗歌不得不承担起34;漏风34;的危险使命。这种情境与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描述的34;时代的聋哑34;惊人地相似，但树科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不是等待被听见，而是坚持用不被完全理解的方式言说。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对阿多诺3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野蛮34;命题的回应——在最不适合言说的时刻坚持言说，正是诗歌的伦理所在。
《收声》的语言暴力美学让人想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34;间离34;策略。通过拒绝标准语的优雅，树科迫使读者面对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这种美学选择与广东34;讲古34;（说书）传统中的市井智慧一脉相承，但赋予了它新的批判锋芒。诗中重复的34;咪话34;（别说）构成了一种反讽性的语言仪式，在模仿权力话语的同时暴露了它的荒谬。这种策略比直接对抗更为有效，因为它进入了权力话语的内部并使其自我瓦解。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收声》中的粤语词汇成为了抵抗文化同化的密码。每个方言词都像本雅明所说的34;历史的碎片34;，承载着标准语无法收编的记忆和经验。34;冚唪唥34;（全部）、34;嘴刁34;（挑剔）等词汇构建了一个平行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与记忆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这种语言选择不仅关乎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誓——树科用的是方言的语法……
诗歌中的反讽语气构成了另一重抵抗。34;呵呵，唔好意思34;这种表面上的谦逊，实则是最大的不服从。它让人想起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面对庞大官僚体系时的语言策略——用顺从的形式包裹抵抗的实质。树科将这种卡夫卡式的悖论植入了粤语的诗性空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34;广式荒诞34;，与北京话写作中的34;痞子腔34;形成有趣的对照。
《收声》最终指向了一个根本的诗学问题：当外在环境越来越不适宜诗歌生长时，诗歌应该如何自处？树科给出的答案是：成为那个无法消除的杂音，那个系统无法消化的话语剩余。这首诗最激进的地方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坚持用什么样的语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收声》实现了马拉美所说的34;诗歌用方言擦拭普通词语34;的理想，但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政治的实践。
当34;全世界，冚唪唥哑佬34;的愿景越来越接近现实时，或许诗歌就是最后那个34;漏咗风34;的意外。树科的《收声》告诉我们，沉默从来不是声音的缺席，而是声音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就像方言不是标准语的退化，而是它的潜在可能。在这首诗中，粤语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个伦理立场，一次对语言民主的坚定扞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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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8章 《沉默的解剖学》[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