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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9章 汉纪五十二 孝献皇帝乙[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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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油脂流了一地,看守尸体的小吏做了个大灯芯,插在董卓的肚脐里点着,一直亮到天亮,就这样烧了好几天。袁家的门生把董家的尸体收集起来,烧成灰,撒在路上。董卓的堡垒里有两三万斤金子,八九万斤银子,各种绸缎、奇珍异宝堆得像小山一样。之后,朝廷让王允总领尚书事务,任命吕布为奋威将军,持符节,礼仪待遇和三司一样,封温侯,两人一起执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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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死的时候,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正好在王允那儿,听到这个消息,忍不住惊叹了一声。王允一下子就火了,大声呵斥他:“董卓是国家的大奸臣,差点就把汉朝给搞灭亡了。你身为朝廷大臣,应该和大家一样痛恨他,可你却念着他对你的那点私情,反而为他难过,这不是和他一起造反吗!”当场就把蔡邕抓起来交给廷尉治罪。蔡邕赶紧谢罪说:“我虽然不怎么忠诚,但古今的大道理,我耳朵听得多了,嘴巴也经常讲,怎么会背叛国家去向着董卓呢!我愿意受脸上刺字、砍脚的刑罚,只求能继续写完汉朝的历史。”很多士大夫都同情蔡邕,想救他,可都没成功。太尉马日磾对王允说:“蔡邕是难得一见的大才子,对汉朝的事情了解得很多,应该让他接着写完后史,这可是一代的大典啊;而且他犯的罪其实不算严重。杀了他,恐怕会让大家失望吧!”王允说:“以前汉武帝没杀司马迁,结果司马迁写了诽谤朝廷的书流传后世。现在国家正处在衰落的时候,到处都是战乱,不能让奸佞之臣在年幼的皇帝身边执笔,这样既对皇帝的圣德没好处,还会让我们这些人被他嘲讽议论。”马日磾退出来后,对别人说:“王允恐怕要绝后了吧!好人是国家的纲纪,史书的编修是国家的大典;破坏纲纪,废弃大典,他能长久吗!”最后蔡邕就死在了监狱里。
     评价
     这段关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历史记载,生动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政权动荡的关键转折期,其中诸多事件和人物选择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现代视角的评价:
     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战略抉择
     荀彧的远见与“跳槽”逻辑:荀彧早年预判颍川“四战之地”的风险,力劝乡人迁徙,在袁绍势力鼎盛时却选择转投曹操,体现了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他的决策基于对“雄主”本质的判断——袁绍虽强却“终不能定大业”,而曹操的“雄略”更符合乱世中统一秩序的需求。这种“择主而事”的逻辑,打破了传统地域、身份的束缚,本质是对“治理能力”的理性选择,类似现代职场中对“平台潜力”的评估。
     刘岱的摇摆与程昱的清醒:兖州刺史刘岱在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犹豫,折射出弱小势力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困境。程昱以“假人于越以救溺子”的比喻点破本质——依附远弱而弃近强,是舍本逐末。这一决策不仅避免了兖州的覆灭,更揭示了乱世中“实力对比”远比“盟约道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类似现代国际政治中“地缘利益优先”的逻辑。
     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正义的复杂性
     董卓之死:暴力循环的开端:董卓的倒台是民心所向——其“车服僭拟天子”“虐杀无度”的暴政,早已突破君臣伦理的底线,百姓“歌舞于道”的反应,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朴素正义观。但诛杀董卓的过程依赖吕布的背叛(“私于傅婢”“掷戟之怨”),本质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暴力清算,而非制度性的纠错。这种“以暴制暴”的模式,为后续李傕、郭汜之乱埋下伏笔,揭示了“缺乏规则的权力斗争只会制造新的混乱”。
     蔡邕之死:道德洁癖与文化灾难的冲突:蔡邕因“惊叹”董卓之死而被王允处死,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压倒专业价值”的案例。王允以“防佞臣讪议”为由拒绝赦免,本质是将个人道德判断凌驾于文化传承之上——蔡邕的史学价值(“续成汉史”)与他对董卓的“私恩”本可分离,却被简化为“忠奸对立”。马日磾“灭纪废典,其能久乎”的感叹,恰是对这种短视的批判:一个政权若容不下专业人才的“灰色地带”,终将因文化断裂而失去根基。
     军事与政治的互动:细节决定成败
     界桥之战:战术创新的价值:袁绍与公孙瓒的界桥之战,麹义以“八百精兵+千张强弩”大破三万骑兵,关键在于利用地形(伏楯不动)、把握时机(十数步内同发),打破了“骑兵无敌”的固有认知。这印证了“以少胜多”的核心在于“针对性战术设计”,而非单纯兵力对比,类似现代战争中“不对称作战”的思维。
     曹操的“围魏救赵”:逆向思维的应用:曹操在东武阳被攻时,不救反而直捣敌军本屯,利用“敌军回援”的心理破解围困,展现了对“主动权”的精准把握。这种“跳出局部看全局”的思维,在资源有限的乱世中尤为重要——不被眼前危机牵着走,而是通过调动对手实现破局,体现了顶级军事家的战略定力。
     历史的启示:秩序崩塌与重建的阵痛
     初平三年的核心矛盾,是旧秩序(东汉皇权)崩溃后,新秩序(割据势力)尚未形成的“真空期”。董卓的暴政、吕布的背叛、王允的偏执、荀彧的选择,本质都是不同群体在“规则失效”后的生存策略:有人追逐暴力(李傕、郭汜),有人依附强者(刘岱),有人赌定未来(荀彧),有人固守道德(王允)。
     这段历史的现代意义在于:乱世的本质是“价值体系的重构”,个体或群体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实力,更取决于对“趋势”的判断——是被旧秩序的惯性裹挟,还是主动参与新秩序的塑造。而最终胜出者(如曹操、荀彧),往往是既能认清现实的残酷,又未完全抛弃底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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