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六枚玉玺没带在身边，也没有公卿跟随，只有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夜里赶到黄河边。闵贡大声斥责张让等人，还说：“你们现在不赶紧死，我就杀了你们！”说着就挥剑斩杀了几个人。张让等人又惊又怕，拱手再三拜谢，向皇帝叩头辞别说：“我们死了，陛下您要保重啊！”说完就投河自尽。闵贡扶着皇帝和陈留王，借着萤火虫的微光，夜里徒步往南走，想回宫。走了几里路，找到一辆百姓家没有篷盖的车子，一起乘坐，到雒舍停下。辛未日，皇帝独自骑一匹马，陈留王和闵贡共骑一匹马，从雒舍往南走，公卿们渐渐有人赶来。董卓到了显阳苑，远远看见火光，知道发生变故，赶紧带兵快速前进。天还没亮，到了城西，听说皇帝在北边，就和公卿们一起到北芒阪下迎接。皇帝看到董卓带兵赶来，吓得哭了起来。公卿们对董卓说：“有诏书让你退兵。”董卓说：“你们这些人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不安，还有什么资格让我退兵！”董卓和皇帝交谈，皇帝吓得语无伦次。董卓又和陈留王交谈，询问祸乱是怎么发生的，陈留王回答得条理清晰，从头到尾，没有遗漏。董卓非常高兴，觉得陈留王很贤能，而且陈留王是董太后抚养长大的，董卓认为自己和董太后同族，于是就有了废立皇帝的想法。当天，皇帝回到宫中，大赦天下，把年号光熹改为昭宁。传国玉玺丢失了，其他玉玺都找到了。任命丁原为执金吾。骑都尉鲍信从泰山招募士兵刚好赶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手握强兵，肯定有不轨的心思，现在不早点想办法，肯定会被他控制。趁他刚到，士兵疲惫，发动袭击，就能抓住他！”袁绍害怕董卓，不敢行动。鲍信就带兵回泰山了。
董卓刚进入京城的时候，步兵和骑兵加起来不过三千人，他嫌自己兵力少，担心不能让远近的人信服，于是每隔四五天，就趁夜里偷偷把军队拉出军营，在附近驻扎，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地打着旗帜，擂着战鼓回来，让人以为西边又有军队来了，洛阳城中没人知道真相。不久，何进以及何苗的部队都归附了董卓，董卓又暗中指使丁原的部曲司马五原人吕布杀了丁原，吞并了他的部队，董卓的势力于是变得非常强大。他暗示朝廷，以长时间下雨为理由，让皇帝下策书罢免司空刘弘，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评论
这段记载聚焦于中平六年董卓入京与洛阳政变的核心事件，堪称东汉王朝实质性灭亡的“葬礼现场”。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权力真空下的混乱逻辑，其教训至今仍振聋发聩：
引狼入室：决策失误的致命代价
何进与袁绍“召外兵胁太后”的决策，是压垮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其荒谬性体现在三个层面：
对董卓的本质误判：董卓早有不臣之心——灵帝两次征召（少府、并州牧），他均以“士卒恋臣”为由抗命，驻兵河东“观时变”，其野心昭然若揭。郑泰“强忍寡义，志欲无厌”的警告、卢植“不宜召卓”的谏言，都点出此人是“养不熟的狼”，但何进却将其视为“清君侧”的工具，堪称致命的天真。
对局势的完全失控：董卓接到命令后“即时就道”，并上书直言“鸣钟鼓如洛阳”，形同武装逼宫，此时何进才“狐疑”，派种邵止之，却已无力回天。这印证了陈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预判——当外部武力介入中央权力斗争，主动权便永远转移到了握兵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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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宦官问题的过度复杂化：解决宦官专权本可用“速断速决”的内部手段（如曹操所言“一狱吏足矣”），何进却因优柔寡断扩大危机。他死后，袁绍、袁术的“悉诛宦官”（甚至杀及无须者）更显极端，这场清洗虽终结了宦官集团，却也摧毁了中央最后的权力平衡，让董卓的介入毫无阻碍。
权力真空：内斗后的秩序崩塌
何进被宦官诱杀后，洛阳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出权力结构的脆弱：
外戚与宦官的同归于尽：何进被杀后，其部曲与袁绍、袁术联合攻宫，宦官集团（张让、段珪等）裹挟少帝逃亡，最终投河自尽。这场火并的结果是：外戚与宦官两大传统权力支柱同时覆灭，留下的权力真空只能由外部势力填补。
士大夫集团的失控：袁绍“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甚至“上端门屋以攻省内”，展现了士大夫在复仇情绪下的暴力狂欢。这种“除恶务尽”的激进，虽发泄了积怨，却违背了基本的治理理性——秩序的重建需要克制，而非无差别杀戮。
地方势力的趁虚而入：董卓正是在此时“引兵急进”，凭借“西兵复至”的虚张声势（四五日潜出潜回）稳定人心，并收编何进、何苗旧部，策反吕布杀丁原，迅速掌控洛阳兵权。他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中央权力崩塌后的必然结果——当京城失去自卫能力，最强的外部武力自然会成为新的主宰。
历史拐点：从“汉廷”到“乱世”的质变
少帝与陈留王被董卓迎回的过程，标志着东汉的实质终结：
皇权尊严的彻底丧失：14岁的少帝面对董卓“恐怖涕泣”，9岁的陈留王却能“自初至终，无所遗失”，这种对比让董卓萌生“废立之意”。当皇帝的权威需要孩童的镇定来支撑，皇权已沦为笑柄。
军阀逻辑的正式登场：董卓的言行（“公诸人不能匡正王室，何却兵之有”）赤裸裸地宣告：武力将取代礼法成为新的统治基础。他收编军队、策反吕布、自任司空，一系列操作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传统的“君君臣臣”彻底决裂。
统一象征的破碎：传国玺的丢失、公卿的溃散、京城的焚掠，都象征着“大汉统一”的意识形态开始瓦解。鲍信劝袁绍袭杀董卓而被拒，说明士大夫集团也已无力对抗军阀，只能选择逃离或依附——一个靠武力说话的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结语：失控的权力如何杀死一个王朝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在于：权力的平衡比权力的消灭更重要。何进、袁绍等人只知摧毁（宦官、外戚），却不知重建；只懂仇恨，不懂妥协。他们的激进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却无力阻止新秩序（军阀割据）的到来。
董卓的入京与其说是“篡权”，不如说是“填空”——填的是外戚、宦官、士大夫混战留下的权力黑洞。从这一刻起，“汉”已不再是统一的象征，而是各方势力争夺的招牌，三国时代的分裂与战乱，不过是这场崩溃的延续。
回望这段历史，最令人唏嘘的是：东汉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太强，而是因为内部太乱；不是因为无人能救，而是因为决策者们用一次次错误，亲手将王朝推向了深渊。
喜欢。
第331章 汉纪五十一 孝灵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