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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1章 汉纪四十九 孝灵皇帝上之下[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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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消灭干净,还让朝廷为此忙得顾不上吃饭呢!以前淮南王刘安劝谏讨伐越国时说:‘如果越人拼死抵抗,我们哪怕有一个小卒没有回来,就算得到越王的首级,对大汉来说也是羞耻的事。现在想用普通百姓去和外族拼命,让皇威在外族面前受辱,就算像他们说的能成功,都已经很危险了,更何况成败还难以预料呢!”皇帝没有听从蔡邕的建议。八月,派夏育从高柳出兵,田晏从云中出兵,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单于从雁门出兵,各率一万骑兵,分三路出塞两千多里。檀石槐命令三部大人各率部众迎战,夏育等人被打得大败,丢失了符节、辎重,各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回来,士兵死了十分之七八。三位将领被用囚车押回京城下狱,后来花钱赎罪成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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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十月癸丑日初一,发生日食。
     太尉刘宽被免职。辛丑日,京城发生地震。
     十一月,司空陈球被免职。
     十二月甲寅日,任命太常河南人孟彧为太尉。
     庚辰日,司徒杨赐被免职。
     任命太常陈耽为司空。
     辽西太守甘陵人赵苞到任后,派人去接母亲和妻子儿女,眼看就要到郡里了。路过柳城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万多鲜卑人入侵抢劫,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就被劫持当作人质,鲜卑人用车载着她们来攻打辽西郡。赵苞率领两万骑兵与贼寇对峙,贼寇把他母亲拉出来给赵苞看,赵苞悲痛大哭,对母亲说:“儿子没本事,本想靠这点微薄的俸禄早晚侍奉您,没想到却给您带来灾祸。以前我们是母子,现在我是朝廷的臣子,从大义上讲不能顾及私情,损害忠义的节操,只能以死谢罪,也没法弥补我的罪过。”母亲远远地对他说:“威豪(赵苞字威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怎么能因为顾及我而损害忠义呢,你努力吧!”赵苞立刻进军交战,贼寇被打得大败,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了。赵苞自己上书请求回家安葬母亲,皇帝派使者去吊唁慰问,封他为鄃侯。赵苞安葬完母亲后,对同乡人说:“拿着俸禄却逃避危难,这不是忠诚;为了大义牺牲母亲,这不是孝顺。像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吐血而死。
     评论
     熹平六年的史事,进一步暴露了东汉末年统治危机的深化,从政治决策的短视到社会伦理的撕裂,呈现出王朝加速坠落的轨迹:
     天灾与治理失能的恶性循环
     灾荒与吏治的双重困境:这一年正月大旱、七州蝗灾,灾情覆盖范围极广,而朝廷应对仅停留在“令三公条奏罢免苛酷贪污长吏”的表面功夫。即便对以严酷闻名的平原相阳球,也因“讨贼有功”特赦,可见所谓“整肃吏治”实为空谈。灾害加剧了民生凋敝,而吏治腐败又让赈灾实效大打折扣,形成“灾荒—民困—动荡”的死循环。
     “宣陵孝子”事件的荒诞:数十名市井小民伪装成“宣陵孝子”,竟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太子舍人,暴露出皇权的昏聩与选官制度的崩坏。这些毫无德行根基的“伪孝子”混入储君官属,不仅玷污官僚体系,更向社会传递出“投机可获利”的恶劣信号,与蔡邕强调的“搜选令德”背道而驰,折射出统治阶层价值观的扭曲。
     文化政策与政治现实的割裂
     蔡邕的封事直击时弊:皇帝沉迷书画辞赋,将文学侍从置于高位,甚至让“类徘优”的弄臣参与政事;同时荒废郊庙祭祀等国家大典,以“宫内产生”“吏卒小污”等借口规避礼制义务。这种“重末轻本”的倾向,使得王朝赖以凝聚人心的精神内核(礼制与经术)不断弱化。尽管蔡邕的劝谏促使皇帝短暂恢复郊礼,并将“伪孝子”改任低职,但并未改变皇权对“小道”的沉迷与对治国根本的漠视,文化举措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
     军事决策失误与边疆溃败
     盲动的北伐与惨败:护乌桓校尉夏育主张讨伐鲜卑,声称“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实为虚夸;而田晏为赎罪求官,联合宦官王甫推动出兵。蔡邕的反对理由极为透彻:东汉国力远逊武帝时期,鲜卑实力却远超往昔,且有汉人叛逃者相助,强行出征只会“耗竭诸夏”。但灵帝执意派三路大军北伐,最终被鲜卑首领檀石槐击溃,死者十之七八,三将沦为庶人。这场惨败不仅折损兵力、耗费钱粮,更暴露了朝廷在军事决策上的轻率——仅凭个人野心与宦官操控便启动大规模战争,全然不顾国家实力与民生承受力。
     赵苞事件的伦理悲剧:辽西太守赵苞面对被鲜卑劫持的母亲与妻子,选择“义不顾私恩”出战,最终亲人遇害、自己呕血而死。这一悲剧的核心,是乱世中“忠”与“孝”的撕裂:赵苞的“尽忠”源于对朝廷的责任,却不得不以“杀母”为代价;其母的遗言“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更凸显出传统伦理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崩塌。这种个体的道德困境,本质上是王朝统治失序的缩影——当国家无法保护子民,却要求子民以极端牺牲践行忠义时,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
     统治阶层的集体迷失
     从皇帝到大臣,这一年的决策始终围绕“短期利益”与“权力博弈”:灵帝凭个人喜好任免官员、推动北伐;宦官王甫借战争安插亲信;大臣或如蔡邕徒有谏言而无力改变,或如夏育、田晏以国事谋私利。整个统治集团既无长远规划,也无担当精神,在天灾、边患、民怨交织的危局中,仍在消耗着王朝最后的元气。
     综上,熹平六年的事件清晰地表明:东汉的衰落已非局部问题,而是从顶层决策到基层治理、从价值观念到制度运行的全面崩塌。鲜卑的胜利、赵苞的悲剧、“伪孝子”的投机,共同构成了一幅王朝末年的乱世图景,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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