唬别人说“这池子里有黄龙”，这话就在民间传开了。太守想把这当作好事上报。郡吏傅坚劝阻说：“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开玩笑的话。”太守不听。
六月发了大水，勃海海水倒灌。
冬天十月，先零羌再次侵犯三辅地区，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前去抗击，把羌人打得大败，斩杀了他们的首领，俘虏和杀死了一万多人，三州地区得以平定。按说张奂论功应该封侯，但因为他不巴结宦官，最终没能封侯，只赏赐了二十万钱，还允许他家一人做郎官。张奂推辞不接受，请求把家属迁到弘农郡。按照旧制度，边疆的人不能往内地迁移，皇帝因为张奂有功，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董卓为郎中。董卓是陇西人，性格粗野但有谋略，羌胡地区的人都很怕他。
十二月壬申日，恢复瘿陶王刘悝为勃海王。
丁丑日，皇帝在德阳前殿驾崩。戊寅日，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开始临朝听政。当初，窦皇后被立后，皇帝很少和她见面，只有采女田圣等人受宠。窦皇后向来嫉妒心强又残忍，皇帝的灵柩还停在前殿，她就把田圣杀了。城门校尉窦武商议立谁为新皇帝，他召来侍御史河间人刘鯈，询问河间国宗室里谁比较贤能，刘鯈推荐了解渎亭侯刘宏。刘宏是河间孝王的曾孙，他的祖父是刘淑，父亲是刘苌，世代都被封为解渎亭侯。窦武就进宫告诉太后，在宫中定下计策，让刘鯈担任光禄大夫，和中常侍曹节一起拿着符节，率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去迎接刘宏，当时刘宏年仅十二岁。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汉永康元年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现了汉末政治的复杂与动荡，其中党锢之争、权力博弈与社会矛盾尤为突出，可从多个维度进行解读：
党锢之争：士人与宦官的生死较量
这一时期的党锢事件是核心矛盾。以李膺、范滂为代表的士人集团，秉持“善善同清，恶恶同污”的理念，试图整顿吏治、对抗宦官专权，却被诬陷为“钩党”。从范滂与王甫的对话中，能清晰看到士人坚守道义的风骨——他们将“修善”视为信念，即便身陷囹圄仍以夷、齐自比，拒绝向权宦低头。
而宦官集团则利用皇权，以“党议”为借口打击异己，甚至牵连数百人。最终因士人“多引宦官子弟”，宦官出于自保才推动赦免，可见这场斗争本质是权力博弈，而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赦免并非正义的胜利，而是“禁锢终身”的妥协，暴露了皇权对宦官的纵容，也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伏笔。
权力结构：皇权、宦官与士人的三角困境
汉桓帝时期的权力结构已极度畸形。窦武的上疏尖锐指出：宦官“外典州郡，内干心膂”，而士人虽“群才并列”却被排挤。皇帝既依赖宦官掌控朝政，又对士人集团充满猜忌，这种矛盾导致政策摇摆——既严惩党人，又在压力下赦免，最终以“禁锢”维持表面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的抗争并非孤立无援。窦武作为外戚代表与霍谞等朝臣联手，形成士、外戚的临时同盟，试图对抗宦官。但皇帝对“近习”的信任远超外臣，窦武不得不“以病上还印绶”施压，可见皇权的倾斜是问题的根源。这种三角关系的失衡，使得东汉政治陷入“任用奸佞则天下怨，起用忠良则宦官阻”的死局。
社会百态：坚守与妥协的众生相
史料中的人物选择折射出不同的生存智慧。史弼作为平原相，面对“诏书迫切”“髡笞掾史”的压力，坚决拒绝诬陷良善，以“相有死而已”的态度对抗暴政，最终“所脱者甚众”，展现了地方官员在高压下的良知坚守。
范滂则体现了士人的矛盾性：他既拒绝向霍谞谢恩，保持独立人格（以叔向不见祁奚自比），又在南阳士大夫“车数千两”迎接时，意识到“是重吾祸”而遁归，既坚守道义又懂得避祸，展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杨乔的结局更具悲剧性：他因才貌被皇帝强许公主，以“闭口不食七日而死”反抗皇权的强制，反映了士人在专制皇权下的无力——即便身居高位，仍可能因皇权的任性而付出生命代价。
祥瑞与灾异：政治话语的工具化
巴郡“黄龙见”的记载耐人寻味：一场民间戏言被太守当作祥瑞上报，傅坚的质疑“此走卒戏语耳”道出真相。这揭示了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异化——祥瑞不再是“德政之应”，而是地方官迎合上意的工具。窦武也直指“瑞生必于嘉士，无德为灾”，批评皇帝“所行不合天意”，将祥瑞灾异转化为政治批评的武器，反映了当时士大夫试图以天道约束皇权的努力，却因皇权失信而收效甚微。
结语：汉末衰亡的预兆
永康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东汉末年的颓势：党锢之祸暴露了政治的黑暗，权力结构的失衡预示着统治根基的动摇，士人的抗争与妥协反映了社会精英的无力，而祥瑞的滥用则显示意识形态的崩塌。年仅十二岁的刘宏（后来的汉灵帝）被推上皇位，意味着权力真空将进一步扩大，宦官、外戚的斗争将愈演愈烈。这段历史不仅是党锢之争的节点，更是东汉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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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4章 汉纪四十八 孝桓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