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构：论＜我唔系诗人＞中的身份祛魅与诗性复魅》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空中，粤语诗歌犹如一颗独特的星辰，以其方言的鲜活与文化的韧性闪烁异彩。树科的《我唔系诗人》恰是这样一首以粤语为载体的诗作，表面看似简单直白，实则暗藏玄机。全诗通过四个生活片段的并置，以否定句式构筑起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迷宫。34;我唔喺老师哈34;、34;我唔喺园艺师34;、34;我唔喺歌手?34;、34;我唔系诗人34;——这四个否定如同四记重锤，砸向现代社会职业标签的固化认知。这种自我指涉的否定性修辞，令人想起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诗人通过消解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暴露出34;诗人34;这一称谓背后的权力话语。当树科宣称34;着作嘟算等身/唔等心34;时，他实际上揭示了文学场域中一个残酷的悖论：着作等身未必心灵丰盈，产量与质量、名声与实质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
诗中34;俯瞰韶城，山水天成34;的意象，恰似王维34;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34;的岭南变奏，将盆景制作这一微观艺术与宏观自然并置，暗示了诗人对34;小大之辩34;的思考。这种34;山水天成34;的审美理想，与宋代郭熙《林泉高致》中34;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34;的美学追求遥相呼应。盆景作为34;第二自然34;，既是人工技艺的结晶，又追求34;虽由人作，宛自天开34;的境界，这种辩证关系恰如诗人对34;诗人34;身份的复杂态度——既投入创作，又警惕异化。
树科对歌唱才能的自陈(34;歌仔嘟唱得几好/仲唱到几种语版34;)，无意中暴露了诗歌与音乐的原始血缘。古希腊的萨福、中国的《诗经》都证明诗与歌本为孪生，而现代专业分工却将其强行割裂。诗人强调34;我唔喺歌手?34;，恰是对这种异化的反讽式抵抗。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曾言：34;艺术存在的意义就是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觉34;，树科通过多语言歌唱的实践，或许正是在寻找诗歌原初的韵律感和身体性，这种寻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诗性存在的方式。
诗歌结尾的34;唔等心34;三字堪称诗眼，它像一道闪电照亮了全诗的哲学深度。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34;着作等身34;成为可量化的成功标准，而心灵的真实状态却被悬置。陶渊明3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34;的心境与树科的34;唔等心34;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共同抵抗着功利主义对精神世界的殖民。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34;自我技术34;的论述在此显现其解释力——树科通过持续的自我否定，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反规训的自我建构，这种建构不依赖外在认可，而是指向内心的真实尺度。
从文学史脉络看，《我唔系诗人》延续了34;诗人非诗人34;的元诗传统。白居易自称34;非诗人之诗34;，苏轼言34;不识庐山真面目34;，到现代胡适34;我其实不配做诗34;的谦辞，这种自我指涉的悖论式表达构成了中国诗歌的一条暗线。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传统置于粤语语境中，使方言的鲜活质感与深邃的哲学思考形成奇妙化学反应。粤语语气词34;哈34;、34;?34;
第347章 《身份祛魅与诗性复魅》[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