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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5章 汉纪五十六 孝献皇帝己[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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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能和您现在南面称孤相比呢!不如不送,先看看局势怎么变化。如果曹操能秉持正义,匡正天下,到时候您再侍奉他也不晚;要是他图谋暴乱,那他自己都自顾不暇,哪还有功夫害别人!”吴夫人说:“公瑾说得对。公瑾和伯符(孙策)同岁,只小一个月,我把他当儿子一样,你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于是,孙权就没送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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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安七年的历史记载,犹如一幅浓缩的乱世画卷,在权力更迭、军事交锋与人性抉择的交织中,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复杂图景。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具体事件,更暗藏着影响历史走向的深层逻辑,值得从现代视角进行多维度解读。
     权力传承的致命裂痕:袁绍集团的崩溃伏笔
     袁绍之死与其子嗣争位的闹剧,堪称古代权力继承制度缺陷的典型案例。这位曾坐拥冀、青、幽、并四州的霸主,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与私心,直接为集团覆灭埋下伏笔。后妻刘氏偏爱幼子袁尚,袁绍既想立袁尚为嗣又不明确表态,反而以“诸子各据一州视其能”为由,将长子袁谭外放青州,这种看似“考察能力”的安排,实则是对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
     沮授“万人逐兔”的劝谏精准预言了悲剧——当权力归属模糊时,最亲近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果不其然,袁绍死后,审配、逢纪为自保矫诏立袁尚,袁谭自称车骑将军屯兵黎阳,兄弟瞬间从潜在竞争者变为公开对手。更荒唐的是,在曹操大军压境时,袁尚仍对袁谭处处提防:“少与之兵”“议不与益兵”,最终逼得袁谭杀逢纪,彻底激化内部矛盾。这种“外敌当前仍内斗不止”的局面,暴露了封建家族式政权的致命弱点——权力传承依赖血缘却又因血缘分裂,缺乏制度化的继承规则,最终只能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殆尽。
     军事博弈中的策略与勇气:从平阳之战看乱世生存法则
     曹操与袁氏兄弟的对抗,以及钟繇平定河东的战役,展现了乱世军事斗争的复杂逻辑。钟繇面对郭援与南单于的联合进攻时,拒绝了诸将“释平阳去”的提议,精准洞察到“弃城示弱则关中皆叛”的连锁反应,体现了优秀军事家的战略眼光。他利用郭援“刚愎好胜”的性格弱点,在汾水半渡时发起突袭,最终大破敌军,验证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经典军事原则。
     平阳之战中更动人的是个体的勇气。河东太守贾逵在城破后坚守气节,面对郭援的威逼“不动”“叱之”,那句“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的怒斥,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风骨。而绛城吏民“宁俱死耳”的呼喊,以及匿名者祝公道“盗引出逵”的义举,则让冰冷的战争史多了一丝人性温暖。这些细节揭示了乱世的另一种生存法则:武力可以征服城池,但气节与道义才能赢得人心。
     值得玩味的是钟繇面对外甥郭援首级时的态度——“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在亲情与大义的抉择中,他选择了维护政权立场,这种“公私分明”的表现,既是乱世中官僚群体的生存智慧,也反映了忠君思想对士人的深刻影响。
     外交与抉择:马腾的摇摆与孙权的拒质
     建安七年的另两条线索——马腾的“阴怀两端”与孙权的“不送质”,展现了地方势力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策略。马腾最初“阴许”郭援连兵,在傅干“顺道者昌,逆德者亡”的劝谏下才转向曹操,这种摇摆本质上是弱小势力在强者夹缝中的无奈选择。傅干的游说精准击中马腾的痛点:“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将利弊分析转化为生存危机,最终促成其出兵助曹。这种“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选择,成为乱世中小势力的常见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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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权面对曹操“任子”要求的决策,则更具战略眼光。张昭、秦松的“犹豫不决”代表了保守派的担忧,而周瑜的反驳堪称经典外交论述:他以楚国“九百馀年基业”为例,指出“送质则见制于人”的本质——一旦送出人质,就失去了外交自主权,从“南面称孤”沦为附庸。吴夫人“视瑜如子”的支持,最终让孙权坚定立场。这个决策展现了江东集团的战略自信:依托“兵精粮多”“铸山煮海”的实力,不依附任何强权,保持独立发展空间。这种“以实力求独立”的思路,成为孙权后来建立吴国的重要基础。
     人性光辉的微光:乱世中的道义坚守
     在权力与利益的残酷博弈中,贾逵与祝公道的故事犹如黑暗中的微光。贾逵在绛城失守后,面对郭援的威逼“不动”“叱之”,坚守“国家长吏”的气节,拒绝向“贼寇”低头;绛城吏民“宁俱死耳”的呼喊,体现了民众对忠义者的认同;而匿名的祝公道“盗引出逵”后“不语其姓名”,则展现了不求回报的侠义精神。
     这些细节打破了“乱世只有权谋”的刻板印象——即使在最混乱的时代,仍有人坚守“义”的底线:官员不因生死变节,民众不因威胁背弃承诺,普通人愿意为陌生人的正义挺身而出。这种跨越阶层的道义共鸣,正是中华文明在乱世中延续的精神密码。
      历史启示:制度、选择与文明韧性
     建安七年的历史片段,本质上是一场制度缺陷、战略选择与人性本质的集中展演。袁绍集团因继承制度混乱而崩溃,告诉我们“规则缺失比敌人更可怕”;钟繇与周瑜的成功,证明战略眼光与坚定执行能改变力量对比;贾逵与祝公道的坚守,则揭示了文明传承的核心——无论乱世如何黑暗,总有一些价值值得用生命守护。
     这段历史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镜鉴:权力需要制度化约束,决策需要长远眼光,而个体的道义选择,永远是历史最动人的注脚。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三国乱世的底色——残酷却也充满生命力,混乱中孕育着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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