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的人，这是专权，会削弱国家的根基。”太后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产生了疑虑。何进刚刚显贵，向来敬畏宦官，虽然表面上追求除去宦官的好名声，但内心却犹豫不决，所以这件事拖了很久也没决定下来。袁绍等人又给何进出主意，让他多召各地的猛将和豪杰，让他们带兵到京城来，以此威胁太后，何进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主簿广陵人陈琳劝谏说：“俗话说‘捂着眼睛捉麻雀，连微小的东西都不可能靠欺骗得手，何况是国家大事，难道主要靠欺诈来办成吗！如今将军您总揽皇家的威严，掌握着军事大权，威风凛凛，做什么都能随心所欲，要处理宦官就如同在大火炉里烧毛发一样容易。您只需要果断行动，像雷霆一样迅速，行使权力，当机立断，那么上至天神下至百姓都会顺从您。可您却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反而去征召外面的援兵，众多大兵聚集在一起，势力强的人就会称雄，这就是所谓的倒拿着武器，把把柄交给别人，事情肯定办不成，只会成为祸乱的开端！”何进不听他的。典军校尉曹操听说后，笑着说：“宦官这种官职，从古到今都应该有，只是君主不应该给他们太大的权力和宠幸，让他们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既然要治他们的罪，杀掉首恶就行了，一个狱吏就足够了，何必要大张旗鼓地召集外面的军队呢！想要把他们全部杀掉，事情肯定会泄露出去，我看这事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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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六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的“致命转折点”。这一年，皇权更迭、外戚与宦官火并、地方势力窥伺中央，种种矛盾集中爆发，最终将帝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堪称“权力失控的典型样本”：
皇权交接的致命漏洞
灵帝临终前将皇子协托付给宦官蹇硕，却未明确太子之位，这种“模糊操作”直接引爆了权力真空。何进凭借外戚身份拥立外甥刘辩（少帝），蹇硕则试图借兵权立刘协，双方的对峙暴露了一个致命问题：当皇权失去绝对权威，储位继承不再取决于制度，而取决于武力与阴谋。
更荒诞的是，灵帝生前设置的西园八校尉（以蹇硕为核心），本是为了掌控军权，此刻却成了内斗的工具。蹇硕与何进的冲突，本质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对“皇权代理权”的争夺，而14岁的少帝和9岁的陈留王，不过是双方博弈的棋子。这种“幼主+权臣”的模式，为后续的军阀介入埋下伏笔。
外戚与宦官的自杀式火并
何进与袁绍策划诛杀宦官，本是终结宦官专权的机会，却演变成一场彻底的灾难，根源在于决策的致命缺陷：
优柔寡断与战略短视：何进既想铲除宦官，又受制于何太后的反对（“中官统领禁省，汉家故事不可废”），更被舞阳君（太后母）、何苗（其弟）的受贿说情动摇。他明知“窦武之败”源于泄密，却迟迟不敢行动，甚至采纳袁绍“召外兵胁太后”的馊主意——将解决内部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外部武力，等于引狼入室。
士大夫集团的激进与盲目：袁绍只知强调“尽诛宦官”，却忽视了宦官集团与皇权的深度绑定（“中官亲近至尊，出纳号令”），更未考虑“外兵入京”的风险。陈琳“倒持干戈，授人以柄”的警告、曹操“一狱吏足矣”的嘲讽，都点出了问题关键：对付宦官无需兴师动众，关键是速断速决，而不是扩大危机。
最终，何进被宦官诱杀，袁绍、袁术随即带兵入宫“悉诛宦官”（甚至杀及无须者），这场血腥清洗看似终结了宦官专权，却彻底摧毁了中央权力结构——宦官集团虽恶，却是维系皇权与官僚体系的纽带之一，其骤然覆灭让朝廷失去了最后的缓冲，为军阀董卓的登场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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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势力的窥伺与介入
皇甫嵩与董卓的矛盾（因追击王国产生嫌隙），公孙瓒与刘虞的冲突（对乌桓“剿”与“抚”的分歧），预示着地方将领已不再绝对服从中央。而何进“召四方猛将”的决策，更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董卓接到诏书后“即时就道”，并上书胁迫太后诛杀宦官，暴露其“借勤王之名行夺权之实”的野心；
丁原、桥瑁等地方官率军入京，名义上是支持何进，实则是觊觎中央权力，形成“大兵聚会，强者为雄”的局面。
这些举动印证了陈琳的预言：当地方军阀拥有足以抗衡中央的武力，“清君侧”必然变成“挟天子”。何进试图用外部压力解决内部问题，却忘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的凉州兵一旦进入洛阳，就再也不会离开了。
四、道德崩塌与秩序解体的前兆
董太后的暴崩（“忧怖而死”）与何进“不陪丧、不送山陵”的傲慢，标志着传统伦理的崩塌：外戚为夺权可以逼死皇太后来自，连基本的礼仪都弃之不顾，民间“不附何氏”的反应，说明民心已对统治集团彻底失望。
而袁绍“悉诛宦官”时的滥杀（“死者二千馀人”），则展现了乱世中“暴力无底线”的开端——当解决问题的方式只剩下杀戮，当权力斗争突破最后的道德约束，社会将迅速滑向丛林法则。
结语：从“内斗”到“分裂”的不可逆
中平六年的核心教训在于：权力结构的崩溃往往始于内部的非理性博弈。灵帝的模糊遗命、何进的优柔寡断、袁绍的激进短视、宦官的困兽犹斗，共同将东汉推向了“军阀割据”的深渊。诛杀宦官本可成为革新的契机，却因决策失误变成了秩序解体的起点。
当董卓的军队在洛阳城外待命，当袁绍、曹操等士大夫开始逃离京城，一个延续四百年的王朝已实质死亡。接下来的“董卓废立”“群雄讨董”，不过是这场崩溃的自然延续——权力一旦失控，重建秩序的代价将是数十年的战乱与分裂。这段历史深刻证明：维系一个国家的，从来不是武力或权谋，而是制度的稳定、决策的理性，以及对“底线”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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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0章 汉纪五十一 孝灵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