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宗师；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称为“八俊”，“俊”就是说他们是人中精英；把郭泰、范滂、尹勋、巴肃以及南阳的宗慈、陈留的夏馥、汝南的蔡衍、泰山的羊陟称为“八顾”，“顾”是说他们能用德行引导别人；把张俭、翟超、岑晊、苑康以及山阳的刘表、汝南的陈翔、鲁国的孔昱、山阳的檀敷称为“八及”，“及”是说他们能引导别人追随宗师；把度尚以及东平的张邈、王孝、东郡的刘儒、泰山的胡母班、陈留的秦周、鲁国的蕃向、东莱的王章称为“八厨”，“厨”是说他们能用钱财救济别人。等到陈蕃、窦武掌权，又举荐提拔了李膺等人；陈蕃、窦武被杀后，李膺等人又被罢官。宦官们痛恨李膺等人，每次下诏书，都会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侯览特别怨恨张俭，侯览的同乡朱并向来奸佞邪恶，被张俭嫌弃，他按照侯览的意思，上书告发张俭和同乡二十四人另外给自己起称号，结成朋党，企图危害国家，张俭是他们的首领。皇帝下诏要追捕张俭等人。冬天，十月，大长秋曹节趁机暗示有关部门上奏“那些结党的人，像已故司空虞放以及李膺、杜密、朱?、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人，请下令让州郡进行拷问治罪。”当时皇帝十四岁，问曹节等人说：“什么是钩党？”曹节回答说：“钩党就是党人。”皇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要杀他们呢？”曹节回答：“他们互相推举同党，想要做不轨之事。”皇帝问：“不轨之事是指什么？”曹节说：“想要图谋国家政权。”皇帝于是批准了这个奏章。有人对李膺说：“你可以逃走了！”李膺回答说：“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难，有罪不逃避刑罚，这是臣子的气节。我已经六十岁了，生死有命，逃走又能去哪里呢！”于是就去了诏狱，被拷打致死；他的门生和旧部也都被禁锢。侍御史蜀郡人景毅的儿子景顾是李膺的门徒，因为没有登记在册，所以没被牵连处罚，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觉得李膺很贤能，才送儿子去拜他为师，怎么能因为名册上漏记了名字，就苟且偷安呢！”于是自己上表辞官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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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二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升级与社会矛盾的激化，从政治斗争到边疆治理，从士人风骨到宦官专权，多个维度折射出王朝衰颓的不可逆之势。
政治抗争的徒劳：士人在高压下的微弱呐喊
这一年，士大夫阶层对宦官专权的反抗仍在继续，但已然沦为悲壮的徒劳。张奂借“青蛇现、大风雹”的灾异，直言窦武、陈蕃“忠贞未宥”是祸乱根源，请求为其平反、解除党锢，甚至敢触及“皇太后恩礼不接”的敏感问题，其勇气可嘉。然而，在宦官“左右皆恶之”的阻挠下，汉灵帝即便“深嘉其言”也无能为力，张奂最终只能“自囚廷尉”“以俸赎罪”，尽显士人话语权的丧失。
谢弼的上疏更为尖锐，直指“阿母宠私享大封”“陈蕃酷滥骇天下”，要求复用王畅、李膺，几乎是公开与宦官集团叫板。但结果是被外放、罢官，最终遭曹节从子报复“掠死于狱”。这揭示出一个残酷现实：在宦官掌控的权力体系中，任何触及核心利益的谏言都等同于自寻死路。杨赐的奏疏则相对隐晦，以“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委婉劝诫，却也仅能流于形式——当皇权彻底沦为宦官的工具，“乾刚之道”早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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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的升级：从“禁锢”到“诛杀”的血腥转向
如果说桓帝时期的党锢还留有一丝余地，建宁二年的这场清洗则是赤裸裸的屠杀。宦官集团借侯览与张俭的私怨，由朱并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顺势将打击范围扩大到李膺、杜密等“八俊”“八顾”核心成员。年仅14岁的灵帝在“欲图社稷”的谎言下批准奏请，暴露了皇权被操纵的彻底性——连“党人为何为恶”都不清楚的皇帝，却能轻易决定数百人的生死，这正是专制体制的荒诞之处。
李膺的选择成为士人精神的缩影。面对“可去矣”的劝告，他以“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自勉，主动赴狱就死，用生命践行“臣之节”。更令人动容的是景毅：儿子虽未被列入党人名单，他却主动“自表免归”，坦言“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这种“不愿苟活”的决绝，与宦官集团的卑劣形成鲜明对比，也让“党人”的称号从政治污名，升华为道义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的“标榜称号”（三君、八俊等）本是民间对其德行的认可，却被宦官曲解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的罪证。这种将道德共识污蔑为“谋逆证据”的操作，彻底摧毁了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当行善被等同于“不轨”，正直被视作“危险”，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
边疆治理的悖论：段颎的“功绩”与司马光的批判
段颎平定东羌的“战绩”，是这一年另一个值得审视的焦点。他以“乘虚放兵”的战术，在凡亭山、射虎谷大破羌人，最终“斩三万八千馀级”“东羌悉平”，被封为万户侯。单从军事角度看，其效率惊人；但司马光的评论一针见血：“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这段批判揭示了边疆治理的深层悖论：段颎将羌人视作“必当复为盗贼”的隐患，主张“殄灭”以绝后患，本质上是用种族灭绝的思维解决民族矛盾。他忽视了羌人反叛的根源——“为郡县所侵冤”，也拒绝皇甫规、张奂的招抚策略，最终虽能“平定”一时，却埋下更深的仇恨。司马光强调“叛则讨之，服则怀之”，正是看到了单纯军事镇压的短视：靠杀戮换来的安宁，终究会被复仇的怒火点燃。
段颎的“成功”与李膺的“失败”形成残酷对照：前者靠血腥手段获得爵位，后者因坚守道义身首异处。这种价值颠倒，正是东汉末年“是非泯灭”的生动写照。
结语：理想主义的落幕与乱世的开端
建宁二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的“分水岭”。党锢之祸从“禁锢终身”升级为“大规模诛杀”，意味着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和解彻底无望；段颎的铁血政策虽暂时安定边疆，却加剧了民族矛盾；皇帝的昏聩与宦官的专权，让“天下士大夫污秽朝廷”的情绪蔓延至全社会。
这一年，那些被标榜为“一世之所宗”“人之英”的士人或死或逃，而“群小得志”的宦官集团看似掌控一切。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场对理想主义者的屠杀，让更多人看清了王朝的腐朽。当谢弼、李膺们用生命照亮黑暗时，他们播下的反抗种子，终将在未来的黄巾起义、三国乱世中生根发芽。建宁二年的血，不仅染红了东汉的史书，更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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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7章 汉纪四十八 孝灵皇帝上之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