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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5章 汉纪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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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的残余势力又和烧何部落的大豪一起侵犯张掖,清晨,逼近校尉段颎的军营。段颎下马与敌人展开大战,到中午时,刀折断了,箭也射光了,敌人这才撤退。段颎追击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前进,日夜攻打,饿了就割敌人的肉吃,渴了就吃雪,经过四十多天,一直追到积石山,出塞两千多里,斩杀了烧何部落的大帅,迫使其余的人投降后才返回。
     夏季五月甲戌日,汉中山发生山崩。
     六月辛丑日,司徒祝恬去世。
     秋季七月,任命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长沙的蛮人造反,驻扎在益阳,零陵的蛮人侵犯长沙。
     九真的残余贼人占据日南,势力越来越强大;朝廷下诏重新任命桂阳太守夏方为交趾刺史。夏方向来以威严和恩惠着称,冬季十一月,日南的贼人两万多人相继向夏方投降。
     勒姐、零吾部落的羌人包围了允街,段颎把他们打败。
     泰山贼叔孙无忌攻打并杀死都尉侯章,朝廷派中郎将宗资去征讨并打败了他。朝廷下诏征召皇甫规,任命他为泰山太守。皇甫规到任后,广泛制定策略,贼寇全部被平定。
     评论
     这段史料涵盖了延熹二年末至三年的历史,核心展现了宦官专权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加剧。梁冀覆灭后的权力真空被宦官迅速填补,而士人的抗争、百姓的苦难与边患的频发,共同构成了东汉王朝加速坠落的图景:
     宦官专权的巅峰:从“功臣”到“公害”的蜕变
     单超等“五侯”的兴衰,是宦官集团从“皇权工具”异化为“权力毒瘤”的典型轨迹:
     单超的“殊荣”与四侯的“跋扈”:单超生前被封为车骑将军,死后获“东园秘器、玉具棺”“五营骑士送葬”的待遇,堪称宦官权势的顶点。而其死后“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的民谣,生动刻画了左悺、具瑗等四侯的嚣张——他们“竞起第宅、仆从列骑”,亲属“宰州临郡、辜较百姓”,将国家权力彻底异化为家族敛财的工具。从“诛冀功臣”到“虐遍天下”,仅用数年时间,宦官集团便复刻了梁冀的腐败路径,证明“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滋生邪恶”的铁律。
     司法的彻底崩坏:单超侄子单匡“贪赃五六千万”,不仅未受严惩,反而能派人刺杀调查者卫羽;侯览、段珪的仆从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依法惩治竟被免官;唐衡兄长因私怨族灭京兆岐全家……这些案例揭示:宦官的权力已凌驾于法律之上,“赏罚”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其私利。当“依法办事”者获罪,“违法乱纪”者无恙,整个司法体系便成了宦官迫害异己、纵容亲信的工具。
     士人的挣扎与坚守:从抗争到隐忍的生存策略
     面对宦官的高压,士人群体呈现出多元的应对方式,却都难改大局:
     第五种、滕延的“刚性对抗”:第五种弹劾单匡、滕延严惩侯览仆从,试图用制度内的方式维护正义,却因触动宦官利益遭报复——第五种被流放、滕延被免官。他们的遭遇证明:在宦官垄断权力的背景下,“依法抗争”等同于“以卵击石”,最终只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李燮的“隐忍求生”:李固之子李燮在家族遭灭门后,靠姐姐文姬与门客王成的掩护,以“酒家佣”身份隐匿十余年。其姊“杜绝众人、勿言梁氏”的告诫,道尽了乱世中幸存者的无奈——在绝对强权面前,“沉默”与“隐忍”成了保全自身、延续血脉的唯一选择。而他后来“以礼葬王成”的举动,则守住了士人的道义底线,在黑暗中留存了一丝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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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蕃、爰延的“谏言无效”:陈蕃痛斥“封赏逾制、采女数千”,爰延直言“中常侍与政则乱”,却均不被采纳。爰延“称病免归”、陈蕃虽被复用却无力回天,反映了士大夫在皇权与宦官联盟面前的无力感——他们的谏言如同投入深渊的石子,连一丝回响都难以激起。
     民生与边患:王朝统治的双重溃烂
     宦官专权的恶果,最终都转嫁到底层百姓与边疆安危上:
     民不聊生与盗贼四起:四侯“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直接导致“多为盗贼”——叔孙无忌在徐、兖作乱,长沙蛮、零陵蛮反叛,本质上都是百姓“求生不得”后的反抗。而朝廷的应对要么是“州郡不能讨”,要么是依赖段颎、皇甫规等能吏临时镇压,始终未能解决“官逼民反”的根源。
     边疆的持续动荡:西羌与烧何羌多次寇边,段颎虽能“割肉食雪”追击二千余里,取得战术胜利,却无法根治边患。边患的频发,一方面源于中央对边疆资源的掠夺(宦官亲属“宰州临郡”加剧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因内地动荡导致边防松弛。段颎的“善战”,不过是为腐朽王朝勉强维持边疆的体面,却掩盖不了“内忧外患”相互交织的深层危机。
     皇权的纵容与制度的崩塌
     桓帝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尤为关键:他既依赖宦官诛杀梁冀,又对宦官的贪暴“视而不见”,甚至成为其保护伞。当陈蕃指出“一门数侯、采女数千”的弊端时,他仅“出宫女五百”便敷衍了事;当侯览、段珪诬告滕延时,他直接将其免官。这种“选择性失明”,本质是皇权对宦官的“投名状”——用纵容换取宦官对自己的支持。
     但皇权与宦官的联盟注定脆弱:宦官的“跋扈”不断侵蚀皇权的合法性,百姓的“反叛”动摇皇权的根基,士人的“失望”瓦解皇权的精神支撑。单超死后四侯的“转横”,已显露出宦官集团脱离皇权控制的迹象;而“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的现实,则预示着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从更深层看,这段历史揭示了东汉王朝的致命缺陷:当“外戚宦官皇权”的三角关系彻底失衡,当“制度约束”让位于“私人利益”,当“士大夫”与“百姓”都对政权失去信心,即便没有黄巾起义,王朝的崩塌也只是时间问题。段颎的战功、皇甫规的平叛,不过是王朝落幕前的最后挣扎;而李燮的隐忍、陈蕃的谏言,则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悲凉——善良与正义虽未完全泯灭,却已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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