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管理好国家事务，就把他扣押起来，上奏请求立左谷蠡王为单于。皇帝下诏说：“《春秋》主张遵循正道；车儿一心向往归化，有什么罪要被罢黜呢！让他回到王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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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梁冀和陈龟一直有矛盾，就诬陷陈龟贬低损毁国家威严，为自己捞取功劳和声誉，还说他不被胡虏畏惧，于是陈龟被召回，朝廷任命种暠为度辽将军。陈龟就请求告老还乡，后来又被征召为尚书。梁冀越来越暴虐，陈龟上奏章陈述他的罪状，请求皇帝诛杀梁冀，皇帝没有理会。陈龟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梁冀害死，就绝食七天后去世了。种暠到了军营，先宣扬朝廷的恩德和信用，引诱胡人投降，有不服从的，再进行讨伐；之前被郡县活捉当人质的羌人，种暠都把他们送回去；他真诚地安抚胡人，奖赏惩罚分明，因此羌人、胡人都来归顺。种暠于是撤掉烽火台，取消了望哨，边境地区安然无事；后来他入朝担任大司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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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覆盖了汉桓帝永寿三年至延熹元年的历史，呈现出东汉王朝在内外危机中加速滑落的轨迹。从经济政策的争议到边疆治理的反复，从士大夫的呐喊到外戚与皇权的裂痕，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大厦将倾”的危机感：
经济争议背后的民生困局：铸钱之争与治理本质的错位
“改铸大钱”的提议与刘陶的反驳，堪称东汉经济治理思想的交锋焦点。刘陶的上疏一针见血：当“良苗尽于蝗螟，杼轴空于公私之求”，百姓面临的是“渴无所饮，饥无所食”的生存危机，而非“钱货厚薄”的货币问题。他尖锐指出“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揭露了问题的核心——不是货币制度落后，而是“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的掠夺性统治。
刘陶的核心主张“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直指封建王朝的治理本质：民生的根本在“食”，而非“钱”；财富的关键在“生产”，而非“铸币”。当权贵集团“吞肌及骨，并噬无厌”，即便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也填不满贪婪的黑洞。最终“遂不改钱”的结果，并非政策的胜利，而是现实的无奈——王朝已无力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只能在“维持现状”中等待崩溃。
边疆治理的摇摆：能吏的短暂闪光与体制的深层溃烂
南匈奴、乌桓、鲜卑的联合叛乱，再次暴露了东汉边疆防御的脆弱。而陈龟、张奂、种暠三位边将的不同遭遇，折射出边疆治理的困境：
陈龟的“激进改革”：他上任前就直指“牧守不良多出自中官”，主张“除并、凉租赋”“革易贪残”，试图从根源解决边患。其“到职后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经用岁以亿计”的成效，证明了“反腐即强军”的朴素逻辑。但他因与梁冀有隙被诬陷，最终“不食七日而死”，说明在权贵垄断的体制下，任何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者都难逃厄运。
张奂的“临危镇定”：面对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的危机，他“安坐帷中讲诵自若”稳定军心，又“潜诱乌桓击匈奴”分化敌军，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但他因“奏废南单于”违背“《春秋》大居正”的礼制被驳回，反映出朝廷在“务实”与“守礼”之间的僵化选择——宁可牺牲边疆稳定，也要维护表面的宗法秩序。
种暠的“怀柔安抚”：他“先宣恩信，诱降诸胡，遣还质民”，以“诚心怀抚”赢得羌胡顺服，甚至“去烽燧，除候望”实现边地晏然。这种“以德化人”的治理，与此前边将的“贪暴”形成对比，却同样难以持久——当中央腐败导致资源枯竭，再好的个人品德也无法填补体制性的漏洞。
三位能吏的短暂成功，如同黑暗中的萤火，反衬出整个边疆体系的腐朽：边患的根源不在外敌太强，而在内部太烂——宦官与外戚的利益输送、地方官的盘剥压榨，让边疆百姓与少数民族沦为牺牲品，最终“逼上梁山”加入叛乱。
权力格局的裂痕：皇权与外戚的矛盾初显
太史令陈授因“日食咎在梁冀”的言论被害死狱中，成为桓帝与梁冀关系的转折点。“帝由是怒冀”的细节，标志着此前“皇权完全依附外戚”的状态开始松动。梁冀的反应——从“讽洛阳收考授”到迫害陈龟——则暴露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嚣张。
这种矛盾的本质，并非“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权力分配的冲突：桓帝已成年，不愿再做傀儡；梁冀则欲永久垄断权力。陈授之死不过是导火索，真正的风暴正在酝酿。而此时的朝廷官员，或如胡广般“左右逢源”，或如黄琼般“无奈去职”，士大夫群体的沉默，为后来的“灭梁冀”事件埋下了伏笔。
时代的底色：灾异与叛乱的常态化
这段时间里，“蝗灾”“日食”“蛮夷叛乱”接连发生，形成了“灾异叛乱镇压再叛乱”的恶性循环。从居风令引发的朱达起义，到长沙蛮寇益阳，再到南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寇边，叛乱的范围从内地蔓延到边疆，参与者从农民扩展到少数民族，本质上都是“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反抗。
而朝廷的应对始终停留在“镇压赦免”的重复中：既无解决“民饥”的根本举措，也无整顿吏治的决心，更无制衡权贵的魄力。正如刘陶所预言：“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怨之民响应云合”——当底层民众连“一朝之饥”都无法忍受时，任何微小的火星都可能点燃燎原大火。
永寿三年至延熹元年的历史，是东汉衰亡的关键节点。梁冀的暴虐已激起皇权的不满，民生的凋敝让叛乱成为常态，士大夫的呐喊沦为徒劳。陈龟的死、刘陶的谏、张奂的智，都不过是王朝落幕前的挣扎。而桓帝对梁冀“由是怒”的细节，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权力风暴即将来临——只是这场风暴，最终没能挽救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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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2章 汉纪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