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才没事，结果被派去当洛阳令，李固干脆不干，回汉中去了。马融对经籍特别精通，文章也写得好；他回答问题后，也被封了议郎。张衡文章写得好，对《六艺》也特别精通，虽然他才华比别人高，但一点都不骄傲；他还擅长搞机械发明，对天文、阴阳、历算特别有研究，做了个浑天仪，还写了《灵宪》。他这人性格淡泊，不追求名利；在一个官位上经常好几年都不升职。
太尉庞参，在三公里面那是出了名的忠诚正直，可老是被皇帝身边的人说坏话。刚好他推荐任用的人不合皇帝心意，司隶校尉就顺着这个事儿弹劾他。当时正赶上茂才、孝廉集会，庞参因为被弹劾，就称病没去。广汉上计掾段恭趁着集会的时候给皇帝上疏说：“我听路上的行人、种地的农夫、织布的妇女都说：‘太尉庞参那是尽心尽力，就是因为太正直，不会讨好别人，在一堆坏人里面被孤立，老是被人陷害。用坏话去害那些忠诚正直的人，这是天地都不容的事儿，皇帝您可一定得小心啊！以前白起被赐死，诸侯们都喝酒庆祝；季子回来，鲁国人都高兴他能解决国家的困难。国家得靠贤能的人治理，皇帝得靠忠诚的人才能安稳。现在天下人都高兴陛下有这么忠诚贤能的大臣，希望陛下一直信任他，让国家能安定。”奏章送上去后，皇帝马上派小黄门去看庞参的病，还让太医送了羊和酒。后来庞参的夫人讨厌前妻的儿子，把孩子扔井里淹死了；洛阳令祝良就上奏庞参有罪。秋天七月己未日，庞参最后因为灾异和这事儿被免了职。
八月己巳日，朝廷任命大鸿胪施延当太尉。
鲜卑来攻打马城，代郡太守去抵抗，没打赢。没过多久，鲜卑首领其至鞬死了。从这以后，鲜卑来抢劫的次数就少了点。
评论
阳嘉二年六月至秋季的历史记载，围绕“对策”与“争议”展开，集中展现了东汉中期士大夫对时政的深刻反思，以及皇权、外戚、宦官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字里行间透着制度颓势与理想微光的交织。
对策中的治世蓝图：士大夫的集体呐喊
洛阳宣德亭地裂后，皇帝召集“敦朴之士”对策，李固、马融、张衡的奏疏堪称东汉版的“改革建议书”，直指王朝核心病灶：
李固的“固本论”：他以“汉兴三百余年”的历史为镜，痛斥封乳母宋娥为侯“乖旧典”，警告外戚梁氏子弟“荣显兼加”会重蹈阎氏覆辙，更直言宦官“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无限极”的弊端，提出“罢退宦官，裁置常侍二人、小黄门五人”的具体方案。其核心主张是“政归国家”——通过限制外戚与宦官权柄、坚守“旧典”，重建“心腹（朝廷）强则四支（州郡）固”的治理秩序。他将尚书比作“北斗”，强调中枢决策的重要性，呼吁皇帝“坚堤防（政教）”，直击“腹心之疾”而非纠结“四支之患”，展现了清醒的政治洞察力。
马融的“足民论”：与李固聚焦权力不同，马融从民生入手，主张通过“制度性节俭”改善民生——简化嫁娶、丧葬礼仪以减轻负担，保障农夫耕作时间，让百姓“产业以重其志”，从根本上减少“为非者”。这种“藏富于民”的思路，点出了东汉后期“恩泽之声多、惠和之实少”的虚伪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张衡的“选举论”：他批评左雄孝廉改革“以能章句、奏案为限”是“弃本取末”，认为孝廉应重“孝行”而非单纯的文才，并举曾子为例说明“至孝者未必善文法”。同时，他反对频繁罢免郡国守相，认为“送迎之役”“新故交际”只会加剧“公私放滥”，损害百姓对地方官的信任。其观点平衡了“德”与“才”、“稳定”与“纠错”的关系，补充了李固改革方案的细节。
三人虽侧重点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东汉的衰落源于“制度失守”——祖制被私恩突破，选才标准背离初衷，权力过度集中于外戚与宦官，最终导致“天怒人怨”。
权力博弈的现实：理想与妥协的碰撞
李固的对策因切中要害被评为第一，短期内竟产生实效：皇帝“出阿母还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这一看似“胜利”的转折，却迅速被权力反噬——阿母与宦官“诈为飞章以陷其罪”，李固虽得黄尚、黄琼营救，仍被外放洛令，最终“弃官归汉中”。这一结局极具象征意义：士大夫的理想即便暂时触动皇权，也难以撼动宦官与外戚的利益网络，改革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太尉庞参的遭遇同样折射出这种困境。庞参以“忠直”闻名，却因“直道不能曲心”遭群邪中伤，即便有段恭上疏力证其“竭忠尽节”，最终仍因“夫人杀前妻子”的家庭纠纷被免官。所谓“因灾异免”不过是借口，本质是忠直之士在权力斗争中被边缘化——当“谗佞伤毁忠正”成为常态，朝堂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
边疆与人事：短暂平静下的隐忧
鲜卑因首领其至鞬去世“抄盗差稀”，代郡之围暂解，这只是边疆危机的短暂喘息。北方部族的威胁并未根除，而东汉依赖“以夷制夷”和部族内部变动维持稳定，缺乏长远战略，边疆的平静始终是脆弱的。
三公人事变动（庞参免、施延任太尉）则延续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性。施延的接任未带来治理新思路，更多是权力平衡的结果，难以改变官僚体系“容头过身”的颓靡。
历史的吊诡：清醒者的无力与制度的困局
阳嘉二年的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吊诡在于：士大夫群体对王朝弊病的诊断无比精准（李固、张衡等人的分析堪称“病理报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具有可行性，但最终要么被权力反噬，要么沦为空谈。根源在于东汉的权力结构已进入“死循环”——皇帝依赖外戚与宦官巩固统治，而这两者的利益又与王朝整体利益相悖，士大夫虽有道德与智力优势，却缺乏制度化的力量打破这一循环。
李固的“弃官”、庞参的“被免”，本质上是清醒者对体制的绝望。当“直道”成为获罪的理由，当“私恩”凌驾于“公义”，当“纠错”的成本远高于“维持现状”，这个王朝便只剩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挣扎。阳嘉二年的对策与争议，不过是东汉衰亡剧本中一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插曲，它证明：当制度的根基已被权力腐蚀，任何精妙的改革方案都只是沙滩上的蓝图。
喜欢。
第287章 汉纪四十三 孝顺皇帝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