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间的羌族一看屯田离自己太近，害怕被算计，就不再互相仇杀，还结盟了，各自加强防备。马续知道后，又把屯田搬回湟中，羌族这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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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想立皇后，有四个受宠的贵人，不知道选谁好，有人就提议用抽签的方式，让老天爷来决定。尚书仆射南郡的胡广，还有尚书冯翊的郭虔、史敞一起上奏劝阻说：“我们看了诏书，知道立皇后是大事，陛下您谦虚，不想自己做主，想靠抽签让神灵来决定。但翻遍古籍，查遍祖宗留下的规矩，都没这种做法。靠神灵靠占卜，不一定能选出贤能的人；就算碰巧选到了，也不是因为品德当选的。皇后天生就该有与众不同的气质，肯定得从良家女子里选，挑出品德好的。要是品德差不多，就看年龄；年龄一样，就看长相。还是得按照经典里的规矩，陛下您好好考虑决定。”皇帝觉得有道理，就听了他们的。恭怀皇后弟弟乘氏侯商的女儿被选进后宫当贵人，皇帝经常单独召见她。她却从容地推辞说：“男人以广泛施恩为美德，女人以不独占宠爱为大义。就像《螽斯》里说的，多子多福就是这么来的。希望陛下像雨露一样，平等地恩泽众人，这样我也能免于罪责。”皇帝一听，觉得这姑娘品德高尚，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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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建三年至六年的历史记载，展现了东汉中期在天灾、边疆、内政等多重压力下的治理挣扎，其中既有制度修复的尝试，也有权力运行的荒诞，更暗藏着士大夫阶层对秩序的坚守与抗争。
天灾与边疆：王朝韧性的双重考验
这四年间，地震、旱灾、蝗灾接连发生，茂陵园寝失火，天灾的密集出现被时人视为“天谴”，倒逼朝廷做出象征性回应——如永建四年皇帝下诏“太官减膳，珍玩不御”，并斥责桂阳太守献大珠“求幸媚”，试图以“节俭”“拒媚”重塑皇权的道德形象。但这种回应始终停留在表面，未能触及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的根本问题，天灾最终只成为权力表演的背景板。
边疆局势则呈现“局部稳定与深层危机并存”的特点。鲜卑多次寇掠渔阳、朔方，显示北方部族的威胁持续存在；于窴王杀拘弥王自立其子，朝廷“赦罪令归”却遭拒绝，暴露了西域治理的乏力。不过，虞诩力主恢复安定、北地、上郡旧土，以及重开伊吾屯田，体现了部分官员对边疆战略价值的清醒认知——这些地区“山川险厄，沃野千里”，既是防御匈奴的屏障，也是发展畜牧、灌溉的宝地。朝廷采纳其建议，暂时稳住了西北防线，说明东汉仍具备一定的战略调整能力。
内政调整：规则重建与权力博弈
朝堂人事的频繁变动（如太尉、司空、司徒多次更替），反映出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掌控仍在持续。值得注意的是，对“失德者”的惩戒与“守礼者”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桂阳太守献珠被斥，河间王刘政因“慠很不奉法”遭国相沈景严处，最终“改节自修”；而沈景因强直敢为得到朝廷背书，翟酺重修太学的建议被采纳，则显示出朝廷试图通过整肃权贵、重振教育来维系统治合法性。
太学的修缮具有特殊意义。安帝时期“博士不复讲习，学舍颓敝”，到永建六年大规模重建，既是对儒家文化象征的修复，也暗含培养合格官僚、重塑士风的期待。但教育的复兴需要长期积累，短期内难以改变官场“选懦，容头过身”的颓靡现状。
婚姻悲剧与立后争议：礼法的脆弱性
班始杀阴城公主事件，撕开了皇室婚姻的残酷真相。阴城公主“骄淫无道”，班始“积忿怒”杀之，最终却被腰斩、同产弃市。这一结局完全颠覆了“礼法”的公平性——公主的特权可以凌驾于人性尊严之上，而驸马的反抗只能换来灭族之祸。皇权对宗室的纵容与对臣下的严苛，暴露了“家天下”体制下法律的双重标准。
永建六年的立后争议同样耐人寻味。皇帝因四贵人受宠“莫知所建”，竟想“探筹以神定选”，这种近乎儿戏的方式，被胡广等大臣谏止，认为“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最终虽改为“简求有德”，但争议本身已说明：皇后的选择并非基于德才，而是权力平衡与帝王偏好的产物，所谓“稽之典经”不过是事后的合理化包装。
历史的惯性：挣扎中的下坡路
这四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东汉王朝在“维持现状”与“加速衰落”之间的摇摆。虞诩、沈景、翟酺等人的努力，如同在流沙中筑墙，虽能延缓崩塌，却无法改变根基腐朽的现实。太学的重建、边疆的微调、对个别权贵的惩戒，都只是局部修补，而权贵特权的滥用、官僚体系的低效、边疆威胁的常态化，才是更深层的病灶。
从班始的悲剧到立后的争议，从于窴的抗命到鲜卑的寇掠，种种事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当制度失去公正、权力失去约束、道德失去感召力，王朝的衰落便不再是偶然。永建年间的短暂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喘息，而历史的惯性，已注定东汉将在这条下坡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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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 汉纪四十三 孝顺皇帝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