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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汉纪四十三 孝顺皇帝上[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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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朝廷又征召广汉的杨厚、江夏的黄琼。黄琼,是黄香的儿子。杨厚来了之后,预言汉朝三百年后会有大麻烦,让大家小心点,被封为议郎。黄琼快到京城的时候,李固写了封信提前给他,说:“君子觉得伯夷太狭隘,柳下惠太随便。不狭隘也不随便,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这是圣贤之人安身立命很看重的。要是你真打算一辈子躲在山里,学巢父、许由,那也没啥问题;但要是想出来辅佐朝廷拯救百姓,现在就是好时候。从有人类以来,好的政策就少,乱七八糟的风俗倒不少,要是非得等尧舜那样的好皇帝,那读书人一辈子也没机会实现理想了。常听人说:‘太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太洁白的东西容易弄脏。名气太大,往往实际能力跟不上。最近鲁阳的樊英被征召,刚来的时候,朝廷那是相当重视,就像请神仙一样,虽然没做出啥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言行举止也没啥毛病;结果后来诋毁的话到处传,名声一下子就没了,这不就是大家期望太高,名声和实际差距太大嘛!所以现在大家都说‘那些隐士都是浪得虚名。希望先生你能大展宏图,让大家心服口服,把这话给破了!”黄琼到了之后,被封为议郎,后来慢慢升到尚书仆射。黄琼以前跟着他爹在官府,对各种事务都很熟悉;后来自己当官,对官府的流程门儿清,在朝堂上讨论事情,没人能说得过他。还经常给皇帝上疏提建议,皇帝也经常采纳。
     李固,是李合的儿子,从小就爱学习,经常改名换姓,拄着拐杖赶着驴,背着书箱去拜师,跑老远求学,啥书都看,成了当时的大知识分子。每次到太学,偷偷跑去官府看望父母,不让同学知道他是李合的儿子。
     评论
     永建二年的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了一幅东汉中期社会的多棱镜,既映照出边疆战事的起伏、朝堂人事的调整,更聚焦于士人群体的价值选择与时代困境,其中蕴含的权力逻辑与人性挣扎,至今仍引人深思。
     边疆攻防的“胜负悖论”
     这一年的边疆局势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中郎将张国、乌桓校尉耿晔接连击败鲜卑,甚至迫使三万鲜卑人投降,显示出东汉对北方部族仍有一定威慑力;另一方面,班勇征焉耆的事件却暴露了军事胜利背后的制度性荒诞。班勇与张朗约定共击焉耆,张朗因自身有罪而急于邀功,擅自提前出兵受降,最终得以赎罪,而按约行事的班勇反倒因“后期”入狱免官。这种“有功者受罚、投机者免责”的结局,彻底颠覆了军功制度的公正性——当规则可以被权力和私心随意践踏,军人的忠诚与执行力便失去了意义,边疆的暂时安定也沦为脆弱的表象。
     朝堂人事与士风的镜像
     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刘光、许敬接任,看似常规的人事变动,却暗藏对“乱世清流”的微妙推崇。许敬在窦、邓、阎氏专权时“无所屈挠”,且未像其他士大夫那样“染污”,这种在权力漩涡中保持操守的特质,成为他被重用的关键。这一细节揭示了东汉中期士大夫群体的分化:一部分人在权贵面前屈膝,另一部分人则坚守底线,而后者虽属少数,却仍是朝堂试图维系道德体面的象征。
     然而,樊英的登场与争议,更深刻地反映了士风的困境。樊英以“隐士”身份闻名天下,被皇帝以重礼征召,却在入朝后“应对无奇谋深策”,令众人失望。张楷批评他“进退无所据”,恰是点破了当时一部分隐士的虚伪性——他们以“清高”博取名声,却在真正需要担当之时暴露无能,甚至沦为“钓奇惊俗”的表演者。司马光对此的评论尤为尖锐:君主征召隐士,应是为其“尊主庇民”之能,而非虚名;若隐士仅以清修自守,君主可褒奖其志,却不必强求从政;至于那些“名实相反”的伪隐士,本就不配被征召。这一观点直击东汉后期“隐逸文化”的异化——当隐逸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士人群体的精神内核便已空心化。
     黄琼与李固:清流的突围尝试
     与樊英形成对比的,是黄琼与李固的选择。李固在给黄琼的信中直言“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劝他不必追求极致的清高,而要在“不夷不惠”的中道中实现“辅政济民”的抱负。这一主张打破了“要么归隐、要么同流合污”的二元对立,为士大夫提供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放弃原则,也不逃避责任,在现实框架内积极作为。黄琼入朝后“达练官曹,争议朝堂”,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他熟悉政务,敢于发声,将名声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影响力,成为清流士大夫“务实化”的典范。
     李固本人“改易姓名、负笈求学”,甚至隐瞒父亲身份以免被特殊对待,更体现了真正士人的自律与追求。他拒绝依靠门第,坚持以学识立身,这种对“独立人格”的坚守,恰是东汉后期士风颓靡中最珍贵的亮色。
     历史的暗流:理想与现实的撕扯
     永建二年的种种事件,本质上是东汉王朝“理想政治”与“现实权力”碰撞的缩影。皇帝试图通过征召隐士彰显求贤姿态,却难掩朝堂规则的崩坏;士大夫渴望坚守道德,却不得不面对“守道则失意、妥协则失节”的两难;边疆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受制于官僚体系的腐败。黄琼与李固的努力,虽为黑暗中的微光,却难以逆转整体的下滑趋势——当“虚名”比“实绩”更受重视,当“投机”比“忠诚”更易获利,这个王朝的根基已在无形中断裂。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恰是东汉中后期的预演:边疆隐患持续发酵,士大夫的抗争渐成徒劳,而那些被制度催生的虚伪与荒诞,终将在时间的积累中,酿成更大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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