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这就是有名的十九侯，还分别赏赐了车马、金银、钱帛。李闰因为事先没参与谋划，所以没被封侯。孙程被提拔为骑都尉。当初孙程等人冲进章台门的时候，苗光没进去。后来诏书记录功臣，让王康写名单，王康就把苗光名字也写上了，说他进了章台门。苗光没拿到符策，心里不踏实，就去找黄门令说明情况。有关部门上奏说王康、苗光欺骗皇上，皇帝下诏就不追究了。还任命将作大匠来历为卫尉。祋讽、刘玮、闾丘弘等人之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儿子都被任命为郎官。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人都得到提拔任用，后来做到公卿。还把王男、邴吉的家属召回京城，给了丰厚赏赐。皇帝被废的时候，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都受牵连被流放到朔方，皇帝即位后，都提拔他们当中常侍。
当初，阎显征召崔骃的儿子崔瑗做官，崔瑗觉得北乡侯即位不合法，知道阎显早晚会失败，就想劝阎显废掉北乡侯，重新拥立济阴王。可是阎显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根本见不到人。崔瑗就对长史陈禅说：“中常侍江京等人迷惑先帝，废黜正统继承人，扶立旁支。现在少帝在宫中生病去世，这情形就跟当年周勃迎立汉文帝差不多。现在我想和你一起去劝将军，让他禀告太后，抓了江京等人，废掉少帝，拥立济阴王，这肯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劳，咱们坐着就能立下，将军兄弟的富贵也能世代相传。要是违抗天意，皇位空着这么久，那就算本来没罪，最后也得和大恶人一起受罚。这可是祸福的关键时刻，立功的好机会啊。”陈禅犹豫着没敢答应。后来阎显果然失败，崔瑗也受到牵连被罢官。他的门生苏祗想上书说明情况，崔瑗赶紧制止了他。当时陈禅担任司隶校尉，把崔瑗叫来，说：“你就听苏祗上书，我给你作证。”崔瑗说：“这事儿就跟小孩子、女人私下说的话似的，您可别再提了。”说完就告辞回家，再也不接受州郡的征召。
这月，用诸王的礼仪安葬了北乡侯。
司空刘授因为依附恶人，征召的人也不称职，被撤职。
十二月，任命少府河南人陶敦为司空。
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朝廷为杨震申冤。皇帝下诏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赏赐百万钱，还按照礼仪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远近的人都来参加葬礼。葬礼上，有一只一丈多高的大鸟落在杨震的灵前，郡里把这事上报给朝廷。皇帝被杨震的忠诚正直所感动，下诏用中牢的礼仪祭祀他。议郎陈禅觉得阎太后和皇帝没有母子恩情，应该把太后迁到别的馆舍，断绝朝见。大臣们讨论的时候，多数人都觉得这主意行。司徒掾汝南人周举对李合说：“以前瞽瞍总想杀舜，舜却对他更加孝顺；郑武姜想谋杀庄公，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再相见，后来秦始皇因为母亲行为不检，和她隔绝了很久，不过后来听了颍考叔、茅焦的话，又恢复了母子关系，这些事儿史书上都称赞呢。现在阎家刚被诛杀，太后被幽禁在离宫，如果她因为悲伤忧愁生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皇上以后怎么向天下人交代！要是听从陈禅的建议，后世肯定会怪罪您。您应该秘密上奏朝廷，让皇上侍奉太后，率领群臣像以前一样朝见太后，这样才能顺应天意，满足百姓的期望。”李合听了，马上就上疏给皇帝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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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生动还原了东汉延光四年围绕皇权更迭展开的激烈政治斗争，其中折射出的权力逻辑与人性博弈，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也极具典型性。
从权力斗争的维度看，这场风波堪称“宦官与外戚的生死对决”。汉安帝猝死途中，阎皇后与外戚阎显集团为保权位，隐瞒死讯、立幼主北乡侯，甚至剥夺皇子刘保（后来的汉顺帝）奔丧权，将外戚专权的贪婪与短视暴露无遗。他们一边诛杀异己（如大将军耿宝、宦官樊丰等），一边安插亲信把控禁军，试图构建“太后临朝、外戚擅权”的闭环，却低估了宦官集团的能量。中常侍孙程等十九人以“拥立正统”为名发动政变，用刀兵胁迫关键人物李闰，迅速控制宫廷，最终反杀阎氏家族，这种“以暴制暴”的权力洗牌，揭示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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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角度审视，事件中的人物选择充满戏剧性张力。济阴王刘保从“悲号不食”的失意皇子，到被宦官拥立的十一岁新帝，全程被动却成为最大受益者，折射出皇权的脆弱性——君主往往沦为权力博弈的符号。崔瑗预见阎显必败却“欲言不得”，最终选择沉默归隐，展现了士大夫在乱世中的无奈与自保；陈禅先犹豫后想邀功，周举则以舜、郑庄公等典故劝诫“复修子道”，体现了官僚集团内部在伦理与现实间的撕裂。而孙程等宦官虽以“正统”为旗帜，实则是为自身牟利（事后十九人皆封侯），其“截单衣为誓”的决绝与政变后的贪功，暴露了权力游戏中“正义口号”与“利益本质”的深刻矛盾。
更值得深思的是制度性的溃败。汉安帝时期的“日食”“山崩”等灾异记载，被时人视为“天谴”，却未能遏制权贵的私欲。阎氏集团封锁消息、伪造遗命，宦官集团持刀胁持、私拥新君，双方都突破了“君权神授”的伦理约束与制度规范，说明东汉的皇权制衡体系（如三公九卿、外戚不得干政的传统）已彻底失效。这种失效不仅导致了短期的宫廷喋血，更埋下了王朝崩塌的隐患——此后宦官专权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推手。
总的来说，延光四年的这场政变，是东汉政治肌体溃烂的一次集中爆发。它以极端的方式证明：当权力失去约束，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可能成为吞噬王朝的猛兽；而士大夫的失语、伦理的崩塌，则让这场权力游戏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厮杀，为百年后的三国乱世奏响了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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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汉纪四十三 孝安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