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大乱，各项政策大多追求简易，大臣不能告假奔丧，而官员们又只想着自己的俸禄和私利，很少有人能守三年丧礼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礼义之道确实受到了损害。陛下允许大臣守满三年丧礼，这是非常美好的功绩，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说过：‘尊敬自己的老人，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中运转东西一样容易。我希望陛下登高向北眺望，用思念甘陵的心情来体谅臣子的心，那么天下人都会各得其所。”当时宦官们觉得这样不方便，最终陈忠的奏疏被搁置了。庚子日，朝廷再次禁止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行三年丧礼。
袁宏评论说：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使风俗淳朴美好，引导百姓为善，是顺着人的本性而不强行改变他们的情感，即便这样，百姓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更何况是毁掉礼仪，禁止守丧，泯灭人的天性呢！
十二月，高句骊王宫率领马韩、濊貊的几千骑兵包围了玄菟，夫馀王派儿子尉仇台率领两万多人和州郡的军队一起合力打败了他们。这一年，王宫去世，他的儿子遂成即位。玄菟太守姚光上奏，想趁着王宫去世的机会，发兵攻打高句骊，大臣们讨论时都觉得可以答应。陈忠说：“王宫以前就很狡猾，姚光都没办法征讨他，现在他死了却去攻打，这不符合道义。应该派使者去吊唁慰问，趁机责备他们以前的罪过，赦免他们不再诛杀，希望他们以后能改过向善。”皇帝听从了陈忠的建议。
评论
这段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安帝时期政治腐败、边疆动荡与制度摇摆的乱象，折射出王朝由衰转乱的深层危机。
外戚与近臣专权，朝政沦为利益分赃场
安帝对亲信的纵容达到了离谱的程度：
外戚集团全面掌权：耿贵人之兄、阎皇后兄弟、宋氏家族垄断军政要职，尤其是阎氏兄弟“典禁兵”，直接掌控核心兵权，形成“外戚专权”的恶性循环。
宦官与乳母干政登峰造极：江京、李闰等宦官封侯掌权，乳母王圣及其女伯荣更是公开“传通奸赂”，甚至通过联姻（伯荣嫁刘瑰）让无功者封侯袭爵，将官场规则践踏殆尽。这种“内宠盛极”的局面，本质是皇帝用私人亲信架空官僚体系，导致权力失去制约。
忠言被彻底无视：杨震弹劾伯荣破坏礼制，翟瑰警告“禄去公室，政移私门”会重蹈窦、邓覆辙，却都被安帝当作耳旁风。帝王对“侈虐”的纵容，不仅掏空国库（“费用赏赐不可算”），更寒了天下士人之心，使朝廷失去了基本的政治伦理。
边疆治理失效，民族冲突愈演愈烈
多线战事的溃败暴露了国防体系的脆弱：
羌乱陷入“镇压—反弹”的死循环：烧当羌因“抚恤不至”反叛，护羌校尉马贤作战失利，虽招降数千人，却未能根除隐患。羌人“胁将诸种”流窜劫掠，反映出汉朝对羌地的统治已失去人心，单纯军事打击只会激化矛盾。
鲜卑成为北方新威胁：从居庸关入寇到围攻马城，鲜卑其至鞬部的攻势越来越猛，云中太守成严战死、功曹杨穆殉职，可见北方防线已岌岌可危。朝廷只能依赖临时调兵救援，缺乏长期防御规划。
东北局势反复：高句骊联合马韩、濊貊围攻玄菟，虽被夫馀援军击退，但玄菟太守姚光竟想“趁丧击之”，若非陈忠以“非义”劝阻，险些犯下激化民族矛盾的大错。边疆官吏的短视与残暴，是引发部族反叛的重要推手。
制度反复与伦理割裂，统治根基动摇
朝廷在礼制与法治上的摇摆，凸显了治理理念的混乱：
三年丧制度的“翻烧饼”：前几年刚允许大臣行三年丧，如今因宦官反对就“复断”，政策反复如同儿戏。陈忠引用《孟子》主张“顺人情”，却抵不过权力私利，暴露了“以礼治国”口号与政治现实的严重脱节。
法治的局部进步与整体倒退：刘恺反对“贪官子孙连坐”，主张“恶恶止其身”，体现了司法理性的闪光；但这无法掩盖整体吏治的败坏——伯荣弄权、刘瑰袭爵等违法事件无人追责，法治仅在无关痛痒的地方“讲原则”，完全失去了公平性。
天灾与人祸的共振：二十七处雨水、三十五处地震，在“天人感应”思想下本是“上天示警”，但安帝仍沉迷享乐（如在冯石府宴饮十数日），对灾异视若无睹。这种“人祸引天灾”的认知，进一步削弱了王朝的合法性。
安帝统治的本质：用私人忠诚取代制度权威
安帝的执政逻辑很简单：谁能“取悦当世”（如冯石），就给谁权力和财富；谁反对亲信集团，就无视谁的谏言。这种将国家公器视为私人工具的统治方式，导致：
官僚体系失去激励：有能力者（如杨震、翟瑰）被边缘化，钻营者（如刘瑰）平步青云，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资源分配彻底失衡：财富集中于“无功之家”，百姓“雕伤怨叛”，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
国防体系全面崩溃：边疆将领或因无能（如马贤）屡败，或因孤立无援（如成严）战死，帝国的安全屏障逐渐瓦解。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当权力失去制约、制度沦为摆设、统治者沉溺私利时，即便有少数清醒者（如陈忠、刘恺）的努力，也无法阻止王朝滑向深渊。安帝时期的乱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模式的必然恶果，为后来的黄巾起义与三国分裂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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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汉纪四十二 孝安皇帝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