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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汉纪四十二 孝安皇帝上[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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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邓太后刚被立为皇后的时候,太尉张禹、司徒徐防想和司空陈宠一起上奏追封太后的父亲邓训,陈宠认为以前没有这种上奏请求的先例,为此争论了好几天。等邓训追加封谥后,张禹、徐防又约陈宠一起派儿子给虎贲中郎将邓骘送礼表示祝贺,陈宠没答应,所以陈宠的儿子陈忠在邓氏家族那儿一直不得志。邓骘等人倒台后,陈忠当了尚书,多次上疏诬陷邓氏,坐实他们的罪名。大司农朱宠痛心邓骘无罪却遭此大祸,就袒露上身,拉着棺材上疏说:“和熹皇后品德高尚,堪比汉文帝的母亲。她的兄弟们忠孝两全,一心为国,让宗庙有主,王室得以依靠。他们功成身退,让出封国和职位,历代外戚都比不上他们,本应享受积善谦虚带来的福佑。却被宫女的片面之词陷害,那些人巧言令色、阴险狡诈,扰乱国家。邓骘等人的罪名没有证据,也未经审讯,就遭受如此残酷的刑罚,一门七人都死于非命,尸骸四处散落,冤魂无法安息,真是违背天理,让人痛心,天下人都为此感到丧气。应该把他们的尸骨收回来安葬,抚养他们的遗孤,让邓氏家族延续香火,来告慰亡灵。”朱宠知道自己言辞激烈,主动到廷尉那里请罪;陈忠又弹劾朱宠,皇帝下诏免去朱宠的官职,让他回老家。很多老百姓都觉得邓骘冤枉,皇帝后来也有所醒悟,就责备了相关州郡,把邓骘等人葬在北芒山,他们的堂兄弟们也都能回到京城。
     评论
     建光元年的历史记载,集中展现了东汉安帝亲政初期的权力洗牌、边疆动荡与统治伦理的冲突,是东汉中期政治转折的关键节点。
     权力更迭:从外戚专权到反戈清算
     邓太后去世后,安帝亲政引发的权力地震是本年度核心事件,暴露出东汉外戚政治的残酷性:
     邓氏集团的崩塌:邓太后临朝时,邓氏外戚(邓骘、邓遵等)掌控军政大权,虽有“忠孝忧国”“功成身退”的评价(如朱宠所言),但在皇权与外戚的天然矛盾下,最终成为安帝巩固权力的牺牲品。宫人诬告“谋立平原王”仅是导火索,深层原因是安帝对太后长期掌权的积怨,以及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近臣的挑唆。清算手段极其酷烈——一门七人非正常死亡,宗族被免官、财产没收,即便“不与谋”的邓骘也被逼迫自尽,尽显政治斗争的血腥。
     清算背后的权力逻辑:安帝借助对邓氏的打击,将权力收归己手,同时提拔陈忠(因父陈宠与邓氏不和)等“反邓派”,并通过追尊生父清河孝王、贬黜平原王翼等操作,重构皇权合法性。但这种清算缺乏法理依据(“罪无申证,狱不讯鞫”),不仅寒了朝臣之心,更开启了“外戚失势即遭灭族”的恶劣先例,为后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埋下隐患。
     舆论的反弹与帝王的妥协:大司农朱宠“肉袒舆榇”死谏,以及“众庶多为骘称枉”,反映出邓氏并非全无民心;安帝最终“还葬骘等于北芒”,虽属无奈妥协,却也暴露其统治基础的薄弱——既想专权,又不得不顾忌舆论压力。
     边疆危机的持续恶化
     本年度的民族冲突呈现“多点爆发、愈演愈烈”的态势:
     羌乱未平:护羌校尉马贤斩杀卢怱,却未能平定羌人反抗,忍良等亡出塞后仍为边患。单纯依靠军事镇压和内部离间(如此前利用羌人刺杀首领),始终无法解决羌人与汉朝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仇恨,成为消耗国力的“无底洞”。
     东北边患升级:高句丽联合鲜卑两度入寇辽东,太守蔡讽战死,功曹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护主,可见战况之惨烈。这标志着东北部族已从零星骚扰升级为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东汉东北防线濒临崩溃。
     治理失效的共性:无论是羌人还是高句丽,其反叛均与官府压迫、民族矛盾积累相关,但朝廷始终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仅能被动应对,反映出边疆治理能力的全面衰退。
     政治伦理与制度的局部调整
     谏言制度的松动:安帝下令“公卿至郡国守相各举有道之士”,尚书陈忠借机上疏,主张“广直言之路”,建议宽容“切直之谋”,甚至包容“妄有讥刺”之言。这一举措既是对邓太后时期钳制言论的修正,也试图通过纳谏塑造“仁君”形象。施延、薛包等人被征召,表面是表彰“有道”,实则是朝廷笼络士心的手段。
     儒家伦理的实践与困境:薛包的“至行”(孝亲、让财)被朝廷推崇,体现儒家伦理对政治的渗透;但这种个人道德的表彰,与朝堂上的酷烈斗争形成鲜明对比,暴露了“以礼治国”口号与政治现实的割裂——朝廷宣扬孝道,却对邓氏宗族赶尽杀绝;倡导“直谏”,却纵容诬告构陷。
     宦官势力的抬头:乳母王圣与中黄门李闰、江京“共毁短太后于帝”,成为扳倒邓氏的关键力量,标志着宦官(及外戚之外的近臣)开始介入核心权力斗争。这一趋势若持续,将打破外戚专权的格局,演变为宦官、外戚交替乱政的恶性循环。
     建光元年是东汉政治的“转折点”:邓氏倒台标志着外戚专权的暂时落幕,却未能迎来清明政治,反而因清算扩大化、宦官干政萌芽、边疆危机深化,加速了统治体系的腐朽。安帝亲政后的一系列操作,看似在强化皇权,实则暴露了其缺乏政治远见、依赖近臣、纵容酷法的缺陷。正如陈忠所言,“仁君当纳切直之谋”,但安帝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在权力斗争中发泄私愤,而非着眼于王朝长治久安。此时的东汉,已显露“由衰而乱”的清晰轨迹——外戚、宦官、朝臣的内斗,叠加边疆动荡与民生凋敝,最终将把帝国推向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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