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让马贤代替庞参担任护羌校尉，又任命任尚为中郎将，代替班雄驻守三辅。
怀县县令虞诩劝任尚说：“兵法上讲，弱小的不进攻强大的，跑着的不追逐飞着的，这是自然的道理。现在敌人都是骑兵，一天能跑几百里，来的时候像暴风雨，走的时候像离弦的箭，咱们靠步兵去追，根本追不上，所以虽然屯兵二十多万，耗费了很长时间却没功劳。我给您出个主意，不如撤掉各郡的士兵，让他们每人出几千钱，二十人合买一匹马，这样就能有一万骑兵，去追击几千敌寇，从后面追击截杀，他们肯定没辙。这对百姓和战事都有利，大功就能告成。”任尚马上向朝廷上书，采用了这个计策，派轻骑兵在丁奚城攻打杜季贡，把他打败。
太后听说虞诩有将帅的谋略，就任命他为武都太守。羌人几千人在陈仓崤谷拦住虞诩的军队，虞诩马上停止前进，还宣称：“我已经上书请求援兵，等援兵到了就出发。”羌人听说后，就分散兵力去劫掠附近的县城。虞诩趁着他们兵力分散，日夜赶路，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还让士兵们每人挖两个灶，每天增加一倍。羌人不敢逼近。有人问：“孙膑是减灶，您却增灶，兵法上说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以防不测，可您现在一天走二百里，这是为啥？”虞诩说：“敌人多，我们人少，走慢了容易被追上，走快了他们就摸不着头脑。他们看到我们的灶每天增加，肯定以为是郡里的援兵到了，人多又走得快，他们就不敢追了。孙膑是故意示弱，我现在是故意示强，形势不同嘛。”到了武都郡，虞诩的兵力不到三千，而羌人有一万多，包围赤亭几十天。虞诩命令军中，先不要发射强弩，暗中发射小弩。羌人以为箭的力量小，射不到他们，就一起冲上来猛攻。虞诩这时让二十张强弩集中射一个人，百发百中，羌人十分震惊，只好后退。虞诩趁机出城奋勇攻击，杀伤很多羌人。第二天，虞诩把所有士兵列成阵势，让他们从东郭门出去，再从北郭门进来，换了衣服来回转了几圈。羌人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兵力，更加恐慌。虞诩估计羌人要撤退，就暗中派五百多人在浅水处设下埋伏，等他们逃跑。羌人果然大败而逃，虞诩的伏兵突然出击，把羌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和俘虏了很多人。羌人从此溃败逃散。虞诩于是观察地势，修筑了180座营垒，招回流亡的百姓，赈济贫民，还开通了水运。虞诩刚到郡里的时候，一石谷子一千钱，一石盐八千钱，在册人口一万三千户；到任三年后，一石米八十钱，一石盐四百钱，百姓增加到四万多户，家家富足，整个郡就此安定下来。
十一月庚申日，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造反，被州郡出兵平定。
十二月己酉日，司徒夏勤被免职。十二月庚戌日，任命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袁敞是袁安的儿子。
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去世。邓弘生性节俭朴素，研究欧阳《尚书》，在宫中教授皇帝。有关部门上奏，要追赠邓弘为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念邓弘的高尚品德，没有给他加赠官位和衣服，只赏赐了一千万钱，一万匹布；邓弘的哥哥邓骘等人又推辞不接受。朝廷下诏封邓弘的儿子邓广德为西平侯。快要下葬的时候，有关部门又上奏，要调发五营轻车骑士，按照霍光葬礼的礼仪规格操办。太后都没答应，只用白盖双骑，由门生挽着灵车送葬。后来因为邓弘曾是皇帝的老师，就把西平国的都乡分出来，封邓广德的弟弟邓甫德为都乡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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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初五年至元初二年的东汉历史，是一部王朝在多重危机中挣扎求存的实录。这五年间，天灾与战乱交织、政策摇摆与个体智慧碰撞，既暴露了体制性的深层困境，也留下了超越时代的治理启示。
天灾人祸下的民生悲歌：迁徙政策的致命代价
永初五年羌人内侵引发的“四郡迁徙”，堪称东汉边疆治理的灾难性决策。地方官为“避寇难”强行迁徙，竟至“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在“旱蝗饥荒”的背景下，将百姓推向“流离分散、随道死亡”的绝境。这种“以空间换安全”的短视行为，本质是将治理责任转嫁给民众——当朝廷无力保护边民，便以“迁徙”之名逃避责任，最终导致“丧其太半”的人道灾难。对比后来虞诩在武都“招还流亡，假赈贫民”的成效，更显决策者对“民心即防线”的认知缺失。
军事困境中的战术突围：虞诩的“逆向思维”启示
面对羌人“来如风雨，去如绝弦”的骑兵优势，东汉军队长期陷入“步追骑”的被动。虞诩的破局之道，展现了超越时代的军事智慧：
资源重组：“罢郡兵、共买马”的建议，将分散的步兵资源集中为骑兵力量，直击机动性差距的核心；
心理战运用：增灶示强、循环变阵等策略，通过信息误导瓦解敌军判断，以弱示强打破“兵力悬殊即必败”的惯性思维；
标本兼治：平定叛乱后“筑营壁、通水运”，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民生改善，实现“人足家给”的长治。
这种“战术灵活、战略持久”的思路，至今仍是应对非对称冲突的重要镜鉴。
权力场域中的平衡与失衡：后宫与外戚的双重面相
邓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呈现复杂特征：
理性一面：拒绝为邓弘“加赠位”、限制外戚权力，体现对“谦让之风”的维护；采纳虞诩、马融等臣下建议，显示决策开放性。
失衡一面：阎皇后“鸩杀李氏”的妒忌之举，暴露后宫权力对储位继承的潜在威胁；司马钧、庞参等将领因协调失当兵败，反映中央对军事指挥系统的控制力衰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权力运作中的角色分化——邓太后以“太后”身份主导全局，班昭（曹大家）以“儒者”身份提供政治谏言，阎皇后则以“后妃”身份介入储位之争，构成东汉女性参政的多元图景。
生态与治理的互动：灾异频发的制度回应
这五年间，“地震”“蝗灾”“旱灾”等记录密集出现，反映出东汉中后期生态环境的恶化。朝廷的应对呈现两面性：
积极层面：“赦天下”“复百官俸禄”以缓解民怨，设“坞壁”“鸣鼓”加强防御，体现危机应对的基本逻辑；
局限层面：对蝗灾、旱灾缺乏系统性治理措施，更多依赖“改元”“罪己诏”等象征性仪式，暴露传统“天人感应”观念对治理能力的束缚。
这种“应急有余、治本不足”的困境，恰是农业文明应对生态危机的典型局限。
从永初五年到元初二年，东汉王朝在羌乱、边患、天灾的连环冲击下，虽未实现根本性转折，却通过局部调整（如虞诩治武都）、制度弹性（如赦免与迁徙）、个体担当（如将领与循吏的努力）维系了统治。这段历史揭示：文明的存续不仅依赖宏大的制度设计，更在于危机中能否涌现出打破惯性的创新者，以及能否将局部经验转化为全局策略的纠错能力。虞诩的智慧、杨震的操守、邓太后的权衡，共同构成了传统政治文明在困境中的韧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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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3章 汉纪四十一 孝安皇帝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