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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1章 汉纪三十九 汉孝和皇帝上[2/2页]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读点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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鞬为单于,设置中郎将进行监护,就像对待南单于的旧例一样。这件事交给公卿们商议,宋由等人认为可以答应;袁安、任隗上奏认为:“光武帝招抚南匈奴,并不是说可以让他们永远安稳地住在内地,只是出于当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抵御北匈奴。现在北方沙漠已经平定,应该让南单于返回北方王庭,统领归降的部众,没有理由再封于除鞬为单于,增加国家的开支。”奏疏呈上后,没有及时做出决定。袁安担心窦宪的计策会被施行,就单独呈上密封奏疏说:“南单于屯的父亲率领部众归向汉朝,蒙受汉朝恩典四十多年,历经三位皇帝积累的成果留给陛下,陛下应该好好遵循先人的志向,成就这份功业。何况屯最先提出消灭北匈奴的大计,几乎把北匈奴消灭殆尽,现在却放弃这个计划,去扶持新投降的人;为了一时的打算,违背三代的规划,对长期养护的南单于失信,却去扶持无功之人。《论语》说:‘说话忠诚守信,行为忠厚恭敬,即使在蛮夷之地也能行得通。现在如果对屯失信,那么众多蛮夷就不敢再坚守誓言了。另外,乌桓、鲜卑刚刚杀了北单于,人之常情,都害怕仇人,现在拥立北单于的弟弟,那乌桓、鲜卑就会心怀怨恨。而且按照汉朝旧例,供给南单于,每年费用达到一亿零九十多万,供给西域每年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王庭距离更远,费用超过双倍,这是耗尽天下财富,并非建立良策的关键所在。”皇帝下诏让大家讨论袁安的奏疏,袁安又和窦宪相互辩驳。窦宪为人阴险急躁,固执己见,言辞骄横,甚至诋毁袁安,拿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来说事,袁安始终不为所动;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窦宪的计策。
     评论
     永元二年至三年的史事,呈现了东汉在军事扩张与政治腐败并行中的复杂面貌,既有关乎边疆格局的重大突破,也有外戚专权引发的制度危机,其中的历史张力引人深思。
     边疆博弈的“刚柔之道”:从窦宪拓土到班超守边
     这一时期的边疆成就呈现鲜明对比:窦宪以武力持续打击北匈奴,甚至深入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创下“汉师未尝至”的纪录,彻底瓦解北匈奴势力;班超则以“智取”化解月氏七万大军的围攻,仅凭“收谷坚守”与预判粮道,便迫使月氏“岁奉贡献”,随后又平定龟兹等国,重启西域都护府。
     两种模式背后是治理逻辑的分野:窦宪的胜利依赖国力消耗与军事威慑,虽短期“拓土万里”,却留下“赋敛吏民”的隐患;班超的成功则基于对西域地理、人情的深刻理解,以“以夷制夷”“坚守待变”的智慧,用最小成本维系汉朝权威。尤其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立白霸,既展现了宗主国的决断力,又通过“胁而不杀”保持对当地势力的弹性控制,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远比单纯的武力征服更可持续。
     窦氏集团的“巅峰”与“疯狂”:权力扩张的自我毁灭
     窦宪在大破北匈奴后“威名益盛”,形成了从“爪牙”(耿夔、任尚)、“心腹”(邓叠、郭璜)到“文胆”(班固、傅毅)的完整权力网络,甚至“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构建起覆盖军政文的外戚帝国。其腐败也随之登峰造极:党羽“竞赋敛吏民,共为赂遗”,将国家机器异化为敛财工具。
     这种疯狂源于对权力的绝对自信,而朝廷的纵容更助长了其嚣张:乐恢因谏言“诸舅不宜干正王室”,竟被窦宪胁迫“饮药死”;尚书韩棱因反对称窦宪“万岁”、弹劾私赠牛酒的王龙,反而凸显了朝堂的病态——多数官员“望风承旨,无敢违者”。唯有袁安、任隗“素行高”,得以“举奏四十馀人”却未遭迫害,但他们的“喑呜流涕”,恰恰暴露了外戚专权最可怕的后果:整个官僚体系失去了对抗邪恶的勇气,只剩下沉默的绝望。
     国策争议中的“短视”与“远见”:北匈奴政策的深层矛盾
     窦宪主张立北匈奴弟于除鞬为单于,袁安、任隗则坚决反对,这场争论直指边疆治理的核心命题:是追求“分而治之”的短期稳定,还是“整合归一”的长期效益?
     袁安的反对理由极具前瞻性:其一,南单于已“累世归德”,立北单于弟是“失信于所养”,会动摇蛮夷对汉朝的信任;其二,乌桓、鲜卑刚杀北单于,立其弟将激化新矛盾;其三,供养南北单于“费过倍”,会“空尽天下”。这些担忧直指窦宪决策的本质——为维持个人军功光环而牺牲国家长远利益。窦宪以“光武诛韩歆”相威胁,最终迫使朝廷妥协,印证了“强权即真理”的荒诞现实。
     制度崩坏的“预警信号”:从“万岁之争”到“饮药之死”
     永元三年的两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尚书们竟讨论是否要对窦宪“拜伏称万岁”,暴露了君臣之序的崩塌;乐恢因直言被逼迫致死,则宣告了言论自由的终结。这两个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预示着东汉制度的全面溃败——当“人臣称万岁”被视为选项,当“谏言”等同于“死罪”,整个帝国的价值体系已被颠覆。
     韩棱“正色拒万岁”、王龙“私献牛酒被刑”,看似是正义的局部胜利,实则更反衬出体制的脆弱:少数人的坚守无法阻挡整体的堕落。袁安的“恃赖”地位,不过是外戚暂时“未敢加害”的权宜,一旦时机成熟,这种“高行”便会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总体而言,永元二年至三年是东汉由盛转衰的关键期:军事上的“燕然勒功”“金微山大捷”与政治上的“外戚擅权”“吏治腐败”形成刺眼对比,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理——没有制度约束的强大,终将成为毁灭自身的利器。窦宪的巅峰成就,实则是用帝国的根基换取的昙花一现;班超在西域的成功,不过是黑暗中偶然闪烁的微光。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警示深刻而沉重:一个王朝的衰落,往往始于权力失去制衡、正义让位于强权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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