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帝下诏让百官在朝堂上商议此事。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该答应，司徒桓虞和太仆袁安认为应当归还。郑弘激动地大声斥责桓虞说：“凡是说应当归还人口的人，都是不忠之人！”桓虞也大声呵斥他，第五伦和大鸿胪韦彪都变了脸色。司隶校尉上奏弹劾郑弘等人，郑弘等人都上交印绶请罪。章帝下诏回复说：“长时间讨论却没有结果，大家各有各的想法，事情要通过商议来决定，策略要由众人来制定，和和气气地讨论，才符合礼仪的样子，沉默压抑自己的想法，对朝廷反而不是好事。你们有什么过错要深深请罪呢！各自把帽子戴好，官复原职吧！”章帝于是下诏说：“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汇聚之处，是因为它地势低下。稍微委屈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现在与匈奴之间君臣名分已定，他们言辞恭顺，约定明确，不断前来进贡，我们怎么能违背信用，让自己陷入理亏的境地呢！命令度辽将军以及领中郎将庞奋，用双倍的价钱赎回南匈奴所抢掠的人口，归还给北匈奴；南匈奴有杀敌俘获的，按照正常规定论功行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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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汉章帝元和二年的治国实践与时代风貌，从中可窥见东汉中期的政治智慧与社会治理逻辑。
民生关怀：从“生育激励”看政策温度
章帝正月下诏，将“产子免役三年”升级为“孕期赐胎养谷、丈夫免役一年”，这一政策调整突破了单纯的事后奖励，转向对孕产期家庭的全周期支持，体现了对人口再生产的深层认知。在农耕文明中，人口是核心生产力，政策既通过物质补贴减轻家庭负担，又以制度性免役传递国家对民生的重视，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思路，与现代社会的生育支持政策有着跨越时空的呼应。
吏治导向：“安静之吏”的价值重估
章帝对“矫饰外貌”的俗吏明确表示“甚餍之，甚苦之”，转而推崇襄城令刘方这类“悃愊无华”的“安静之吏”，揭示了官僚体系中“形式主义”与“实效主义”的永恒张力。他批判“以苛为察、以刻为明”的治理误区，强调“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的长效价值，实则是在倡导“功在不舍”的务实作风——这对当代治理中如何破除“唯指标论”“短期政绩观”仍有警示意义。
文化治理：从尊孔到崇礼的象征意义
章帝亲赴阙里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用“六代之乐”彰显礼乐传统，更通过与孔僖的对话，将“尊师重道”上升为“明王圣主”的标配。这种对文化符号的主动建构，本质上是借助儒家思想强化统治合法性。而对东平献王旧臣的提拔，则通过“扬贤德”实现道德教化，形成“以贤传贤”的示范效应。文化软实力的运用，在两千年前已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民族关系：“以信驭边”的平衡艺术
面对南匈奴抄掠北虏引发的边境危机，朝堂争论中，章帝最终采纳“还生口以慰北虏”的方案，并用“江海纳百川”的比喻强调“屈下安边”的智慧。这一决策跳出“非战即和”的二元对立，既维护了与北匈奴的“和亲之信”，又通过“倍雇生口”保障南匈奴利益，体现了“以柔克刚”的边疆治理逻辑。其核心——在实力基础上坚守信用、以灵活妥协换取长期稳定——仍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制度微调：历法与司法的人文考量
修订《四分历》以纠正历法偏差，体现对自然规律的尊重；改“冬初十月报囚”以合“三正三微”，则将司法节奏与天人秩序相协调，虽带有古代“时令司法”的局限性，但其背后“慎刑恤罚”的理念，与现代“司法人道主义”有着精神上的契合。
总体而言，元和二年的政务实践，展现了汉章帝“宽柔待民、重礼崇德、以信驭边”的治理风格。其中，对民生的体恤、对务实吏治的倡导、对文化软实力的运用，以及在复杂关系中寻求平衡的智慧，跨越千年仍能为当代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喜欢。
第254章 汉纪三十九 肃宗孝章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