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他先君的过错来启发管仲，这样之后群臣才能尽心进谏，现在陛下却想为已经过去十代的武帝隐瞒事实，这难道不是和齐桓公不一样吗！我担心有关部门突然构陷我们，让我们含恨蒙冤，没办法自己辩解，使得后世的议论者擅自把陛下和不好的事情联系起来，难道还能让子孙后代再去掩盖吗！我恭敬地到宫门前等待严厉的惩处。”奏章呈上后，章帝立刻下诏不再追究，还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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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壬子日，章帝下诏：“以前因为犯妖言惑众等罪而被禁锢三代亲属的，现在一律免除禁锢，只是不能在宫中担任宿卫而已。”
庐江人毛义，东平人郑均，都因为品行道义在乡里受到称赞。南阳人张奉仰慕毛义的名声，前去拜访他，刚坐下，官府的公文恰好送到，任命毛义为安阳令，毛义拿着公文进来，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张奉心里很看不起他，就告辞离开了。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朝廷征召他，他都不去，张奉这才感叹说：“贤人真是不可捉摸。以前他的喜悦，是为了母亲才委屈自己啊。”郑均的哥哥是县里的官吏，经常接受别人送的礼物，郑均劝谏他不听，就自己出去做雇工，一年多挣到一些钱和布帛，回来后给哥哥说：“东西没了还能再得到，做官吏要是因为贪污犯罪，一辈子就毁了。”哥哥被他的话感动，从此变得廉洁。郑均后来做官做到尚书，又被免职回家。章帝下诏褒奖宠爱毛义、郑均，赐给他们每人一千斛谷物，每年八月让地方长官去问候他们的生活情况，还额外赐给羊和酒。
武威太守孟云上奏说：“北匈奴又希望和汉朝的官吏百姓进行贸易。”章帝下诏同意了。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人赶着一万多头牛马前来和汉朝交易，南单于派轻装骑兵从上郡出发去抢劫，大获而归。
章帝又派遣代理司马和恭等人率领八百士兵到班超那里，班超于是征发疏勒、于窴的军队攻打莎车。莎车用财物引诱疏勒王忠，忠就反叛了，跟随莎车，向西据守乌即城。班超于是改立疏勒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征发所有没有反叛的人去攻打忠。班超派人劝说康居王抓住忠并带回自己的国家，乌即城于是投降。
评论
元和元年的历史片段，像一幅“政策调整与人性百态”的拼图，藏着不少值得咂摸的治理智慧和处世哲学。
“干部选拔”的争论至今仍有回响。韦彪提出“选贤先看忠孝”“二千石贤则贡举得人”，简直是古代版“抓关键少数”。他还吐槽“尚书多从郎官超升，只有小聪明没大能耐”，直指“破格提拔”可能藏着的隐患——就像现在说的“不能只看短期表现，得看综合素质”。这种“重德行、重基层历练”的思路，放到今天的人才选拔中依然适用。
司法改革的“温柔一刀”见真章。章帝下诏禁止酷刑，强调“秋冬治狱”，本质是想给严苛的司法加点“人情味”。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古代“刑讯逼供”是常态，能明文限制“钻凿等酷法”，相当于给司法画了条红线。这种“少用暴力多讲程序”的倾向，算是对“法治文明”的朴素追求。
朝堂上的“刚直派”太圈粉了。朱晖硬刚“均输法”，敢跟皇帝叫板“这跟官倒没区别”，被骂了还自请入狱，甚至以死相抗“明知不可就不能顺从”。这股“认死理”的劲儿，比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圆滑官儿可爱多了。章帝最后“转怒为夸”，也算是给了耿直者体面——有时候，治理者就需要这种“听得进逆耳忠言”的雅量。
孔僖的“辩护词”堪称古代“言论自由”教科书。面对“诽谤先帝”的指控，他逻辑清晰：“史书明摆着的事，说真话不算诽谤”“皇帝好坏天下皆知，堵嘴不如改错”，最后还拿齐桓公举例“敢揭祖先短才能成大事”。这番话怼得漂亮，也让章帝展现了难得的开明——不搞“文字狱”，允许议论先帝，这种胸襟在封建时代可不多见。
小人物的“大义”比高官显爵更动人。毛义为了母亲“装喜做官”，郑均靠做佣工劝兄廉洁，这俩“民间道德模范”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孝”与“廉”。皇帝专门下诏慰问，给羊给酒，其实是在树“价值观标杆”——比起空洞的说教，普通人的善行更能带动风气。
边疆那点事儿还是“打打谈谈”的循环。北匈奴来互市，南单于就去“抢生意”，典型的“边贸搭台，军事唱戏”。班超在西域继续“拆台”：莎车收买疏勒王，他就换王平叛，还联合康居王“抓叛徒”，把“以夷制夷”玩得溜。这也说明，边疆稳定从来不是“一刀切”，得贸易、军事、外交多手抓。
总的来说，元和元年像个“政策调整试验场”：选官重德行、司法去酷法、朝堂容直言、民间树榜样，章帝在努力给王朝“松绑”。虽然也有“皇帝一时怒”的小插曲，但整体在往“宽厚”走。这些尝试告诉我们：治理的关键，永远是在“原则”与“灵活”、“约束”与“包容”之间找平衡——这道理，古今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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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3章 汉纪三十八 肃宗孝章皇帝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