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啊！”他们抱住班超的马腿，让他无法前行。班超也想实现自己原本的志向，于是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两座城投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联合起来。班超逮捕并斩杀了反叛的人，击败尉头国，杀死六百多人，疏勒再次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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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日，山阳、东平发生地震。
东平王刘苍上奏了三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章帝回信说：“近来官吏百姓上奏事情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我见识浅薄，有时觉得好像可行，又担心不可行，拿不定主意。得到大王您深刻的策略，我豁然开朗；我会思考您的好计谋，依次实行。特地赐给大王五百万钱。”后来章帝想为原陵、显节陵修建县邑，刘苍上疏劝谏说：“我看到光武皇帝亲身践行节俭，深知事情的始终，恳切地强调丧葬制度；孝明皇帝尽大孝不违背先帝遗愿，继承并奉行这些制度。谦逊的美德，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我认为修建园邑，是从强大的秦朝开始的。古时候，人们连坟墓都不想让它过于显眼，更何况是修筑外城、建立都城呢！这样做上违背先帝的圣心，下做没有益处的工程，白白耗费国家资财，惊扰百姓，这不是招来和气、祈求丰年的做法。陛下践行虞舜那样的至纯天性，追念祖先的深情，我实在担心两位先帝纯粹的美德不能永远流传。”章帝于是停止了这个计划。从此，朝廷每当有疑难的政事，就派使者通过驿站去咨询刘苍，刘苍都会尽心尽力地回答，他的建议都被采纳。秋天，八月庚寅日，有彗星出现在天市垣。
当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官清正廉洁，教化在蛮夷中推行，当地的首领深受感动并心生仰慕，都献上珍宝归附汉朝；明帝为此设立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郑纯在任十年后去世，后来的人不能安抚蛮夷。九月，哀牢王类牢杀死太守、县令反叛，攻打博南。
阜陵王刘延多次心怀怨恨，有人告发刘延和他的儿子刘鲂图谋造反；章帝不忍心诛杀他们，冬天十一月，把刘延贬为阜陵侯，只享有一个县的食邑，并且不许他与官吏百姓交往。
北匈奴的皋林温禺犊王率领部众回到涿邪山居住，南单于与边境郡县以及乌桓一起打败了他们。这一年，南匈奴发生大饥荒，章帝下诏赈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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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展现了汉章帝即位初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用现代视角来看有不少值得说道的地方。
从施政风格来说，章帝一上台就面临“守成”与“革新”的平衡难题。面对持续的旱灾，鲍昱把问题指向冤狱和迁徙之弊，主张用宽仁政策调和社会矛盾，这体现了古代“天人感应”观念下对民生的重视。而关于是否延续对匈奴和西域的征战，杨终与牟融、鲍昱的争论，本质上是“要不要给前任政策纠错”的现实考量——杨终用秦朝因穷兵黩武而亡的例子警示，强调民生优先，最终说服了皇帝，可见当时决策者已意识到“政策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官场风气的转变也很关键。永平年间的严苛吏治到了章帝时期，被陈宠谏言“该松松弦”，主张“赏不僭，刑不滥”，这其实是在呼吁“人性化管理”，避免制度过于僵化严苛。章帝采纳后推行宽厚政策，算是顺应了社会对“宽松环境”的需求。
军事上，耿恭坚守疏勒的事迹堪称“古代硬核生存实录”——孤军被困、凿井煮弩充饥，最后只剩13人返回玉门，这种绝境中的忠诚与坚韧，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让人震撼。而班超在西域的影响力更能说明“软实力”的重要性，疏勒、于窴百姓对他的挽留，印证了“民心比武力更重要”的道理。
宗室与边疆问题则反映了王朝的常规挑战：东平王刘苍以“节俭”“民本”为由劝阻修建园邑，展现了清醒的政治智慧，成为皇帝的“智囊团”；而阜陵王的被贬和哀牢王的反叛，则说明内部的权力平衡和边疆治理始终是难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动荡。
总的来说，建初元年的这段历史，其实是一幅“新君如何收拾旧局”的全景图——既要应对前任留下的政策惯性，又要解决当下的民生与矛盾，还要在稳定与改革中找平衡点，其中的治理逻辑，即便放在今天看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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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7章 汉纪三十七 显宗孝明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