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话的就都老实了。现在甘延寿和陈汤的诛杀行动造成的震动,就算是《易经》里说的斩首要恶,《诗经》里说的如雷霆般的威力,都比不上啊。评定大功劳的人,不会去计较他的小过错;推举大贤能的人,不会去挑剔他的小瑕疵。《司马法》里说:‘军队的奖赏不超过一个月。这是为了让百姓能快点得到做好事的好处,重视战功,重用人才。吉甫凯旋的时候,周朝给了他丰厚的赏赐,诗里说:‘吉甫欢宴多欣喜,接受赏赐多福气。从镐京归来,路途遥远。从千里之外的镐京回来,都觉得路途遥远,更何况甘延寿和陈汤是从万里之外回来,他们的辛劳可想而知。可甘延寿和陈汤不但没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埋没了他们舍生忘死的功劳,长时间被刀笔吏刁难,这可不是鼓励功臣、激励将士的办法啊。以前齐桓公,先是有尊奉周朝的功劳,后来又有灭掉项国的罪过,但君子认为他的功劳可以掩盖过错,就替他隐瞒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损失了五万军队,耗费了亿万钱财,经过四年的辛劳,才得到三十匹骏马,就算他斩了大宛王毋寡的脑袋,都抵不上耗费的东西,而且他个人的罪恶也不少;但汉武帝觉得他是万里征伐,就不追究他的过错,还封了两个侯,任命了三个卿,提拔了一百多个二千石的官员。现在康居这个国家,比大宛还强大,郅支单于的名号,比大宛王还重要,他杀使者的罪过,比大宛王扣留汉朝的马严重多了。可甘延寿和陈汤没动用多少汉朝的兵力,没耗费多少粮食,和贰师将军比起来,他们的功德要强上百倍。再说,常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攻打乌孙,郑吉迎接主动来投降的日逐王,他们都得到了封地和爵位。所以说论威武勤劳,甘延寿和陈汤超过了方叔、吉甫;论功劳掩盖过错,他们比齐桓公、贰师将军做得还好;论近期的功绩,他们比安远侯郑吉、长罗侯常惠还高。但他们的大功劳没得到彰显,小过错却到处传扬,我实在觉得痛心!应该赶紧解除对他们的审查,让他们能自由出入宫廷,赦免他们的过错,给他们尊贵的爵位,来鼓励有功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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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皇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的罪过,不再追究,还让公卿们商议给他们封侯的事儿。有人认为应该按照军法里捕杀单于的规定来封赏。匡衡和石显却觉得“郅支单于本来就是逃亡在外,在绝远之地盗用单于名号,又不是真正的单于”。皇帝就参考安远侯郑吉的旧例,打算封给他们千户。匡衡和石显又出来反对。夏天四月戊辰日,皇帝还是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给陈汤关内侯的爵位,每人食邑三百户,另外又赏赐黄金百斤。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这时候杜钦上疏,追述冯奉世以前攻破莎车的功劳。皇帝觉得那是先帝时候的事儿了,就不再追录。杜钦是以前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
荀悦评论说:甘延寿和陈汤的功绩和大义,足够封侯,追录冯奉世以前的功劳也是可以的。《春秋》的大义是,毁掉泉台就被认为是坏事,撤销中军就被认为是好事,这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的。假传圣旨这种事儿,先王都是很慎重对待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这么做。要是假传圣旨的事儿大,但功劳小,治罪是可以的;要是假传圣旨的事儿小,但功劳大,赏赐也是可以的;要是功劳和过错相当,就这么处理也就行了。要权衡其中的轻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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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宁元年,西汉朝廷内各种事件交织,生动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与人事纠葛。
在对待功臣方面,围绕甘延寿和陈汤的封赏争议不断。他们诛杀郅支单于,扬大汉国威,本应获赏,却因假传圣旨而遭丞相、御史反对,石显更是出于私心参与阻拦。而刘向上疏据理力争,详细列举他们的功劳,与历史上众多功臣对比,强调应重视其功绩。最终皇帝虽封了他们,但过程波折,这反映出朝廷内部不同势力为维护自身立场,在封赏决策上相互博弈,也凸显出君主在平衡各方意见时的艰难。这种对功臣的态度,不仅关乎个人荣誉,更影响着整个朝廷对军功的激励机制,若功臣长期得不到公正对待,会打击将士积极性,削弱国家军事力量。
在官员任用方面,石显为攀附冯奉世家族,举荐冯逡,后因冯逡揭露其专权而怀恨,进而影响皇帝对冯野王任御史大夫的决策。石显以“偏袒后宫亲属”为由误导皇帝,使冯野王错失机会,皇帝轻易听信,表明其缺乏主见,易受权臣影响。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朝堂权力斗争复杂,官员的任用并非完全基于才能,个人私利与权力博弈掺杂其中,严重影响朝廷正常选才与用人。
此外,左伊秩訾与呼韩邪单于的故事,体现出匈奴内部的信任危机以及汉朝对归附匈奴人的政策。左伊秩訾因谗言归汉,呼韩邪单于虽有悔意,但左伊秩訾选择留汉,反映出匈奴内部政治不稳定,也显示出汉朝对匈奴降者有一定吸引力与接纳度,侧面反映出汉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其独特策略与影响力。
总体而言,竟宁元年的这些事件,深刻揭示了西汉末年朝廷政治的混乱与腐朽,权力斗争干扰正常事务决策,赏罚不明影响士气民心,这些问题不断侵蚀着西汉王朝的根基,加速了其衰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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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汉纪二十一 孝元皇帝下[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