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说：‘发布重大号令，要像出汗一样，意思是号令就像汗水，一旦流出就收不回来。现在发布的好政令没过多久就改变，这就是收回成命；任用贤能之人不到三十天就辞退，这就像转动石头一样轻易改变。《论语》说：‘看到不好的行为，就像把手伸进热水中一样赶紧避开。现在丞相府和御史府多次上奏说奸佞谄媚之人不应该在位，然而这些人多年都没有被赶走。所以发布政令像收回汗水一样随意改变，任用贤能之人像转动石头一样轻易变动，除去奸佞之人却像拔山一样困难，像这样，还指望阴阳调和，不也太难了吗！因此，那些小人看到机会，就粉饰文辞，花言巧语恶意诋毁，流言蜚语在民间四处传播。所以《诗经》说：‘我忧心忡忡，被一群小人怨恨，小人成群结队，确实让人愤怒。从前孔子和颜渊、子贡相互称赞，却不结党；禹、稷和皋陶相互举荐，却不拉帮结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心为国家，没有邪念。现在奸佞之人和贤臣同处朝廷，结党谋划，违背善道，依附邪恶，相互勾结，多次说些耸人听闻的话，想要动摇陛下的心意，如果陛下不小心听信他们，这就是天地事先发出警告，灾异现象不断出现的原因。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经过诛杀奸邪而实现国家大治的，所以舜有流放共工等四人的惩罚，孔子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这样之后圣人的教化才能推行。如今以陛下的圣明，若能真诚地深思天地的心意，研究《否》《泰》两卦的道理，借鉴周朝、唐朝兴盛的做法，吸取秦朝、鲁国衰亡的教训，考察祥瑞带来的福分，反省灾异引发的祸患，以此来衡量当今的变化，远离奸佞邪恶之徒，解散阴险不正的团伙，堵塞奸邪之人的门路，广开正直之士的晋升之路，果断决策，明辨是非，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失，众多祥瑞就会降临，这是国家太平的基础，是万世的利益啊。”石显看到这份奏章，更加与许氏、史氏勾结，怨恨刘更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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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暗淡无光，石显以及许氏、史氏家族的人都说这是周堪、张猛掌权造成的灾祸。汉元帝内心看重周堪，但又担心众人不断诋毁的影响，不知道该相信谁。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能而受到宠幸，他常常称赞周堪，汉元帝想让他帮忙，就召见他询问：“朝廷大臣们意见不合，认为周堪不适合担任光禄勋，这是为什么呢？”杨兴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他觉得汉元帝怀疑周堪，就顺着汉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中不适合任职，在他家乡所在的州里也不适合！我看到众人听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谋划诋毁皇室亲戚，都认为他们应该被诛杀；所以我之前上书说不能诛杀伤害周堪，是为国家保留恩德。”汉元帝说：“那这是什么罪要诛杀呢？现在应该怎么办？”杨兴说：“我认为可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封三百户食邑，但不要让他掌管事务。这样圣明的君主既不失去对老师的恩情，这也是最好的办法。”汉元帝于是对周堪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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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永光元年，西汉王朝的诸多现象揭示出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与潜在危机。
从皇帝与大臣的互动来看，汉元帝在面对大臣谏言时，有时能听取合理建议，如接受薛广德的劝谏停止打猎回宫，以及听从张猛建议从桥上过避免危险，这体现出他对大臣意见并非完全无视。然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却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对于周堪、张猛等贤臣，他内心虽看重，却因石显等人的诋毁和众人的言论而摇摆不定，缺乏坚定支持贤臣的决心。
朝堂之上，石显等奸佞之臣与周堪、刘更生等正直之士的斗争激烈。石显为排除异己，多次诋毁周堪等人，而刘更生为保护贤臣，上书详细阐述治乱兴衰与用人的关系，言辞恳切地希望汉元帝能明辨忠奸，远离奸佞。但石显看到奏章后，变本加厉地与许氏、史氏勾结，进一步打压正直之士，使得朝堂风气愈发恶劣。同时，像杨兴这样投机取巧的官员，为迎合皇帝心意，歪曲事实，误导皇帝对贤臣的判断，更助长了奸佞之风。
经济民生方面，这一年自然灾害频发，先是桑树被冻死，后又下霜冻死庄稼，导致天下大饥荒。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因灾异请求退休，虽有以灾异自请退位的惯例因素，但也反映出他们对当时局势的无奈以及朝廷在应对灾害上的无力。
综合来看，永光元年的西汉王朝，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奸佞当道，皇帝又缺乏果断决策能力，再加上自然灾害对民生的冲击，使得王朝发展面临重重困境。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严重影响西汉王朝的稳定与繁荣，西汉的衰落之势已逐渐显现。这也为后世统治者敲响警钟，用人唯贤、明辨忠奸以及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对国家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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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 汉纪二十 孝元皇帝上[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