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官吏百姓曾经对他们低头敬畏。现在大臣要是犯了错，皇帝可以罢免他，可以让他退休，可以赐他死，甚至可以灭了他。但要是把他捆绑起来，用绳子拴着，交给司法官，让他和罪犯一起劳作，司法官的小吏还对他辱骂鞭打，这可不是应该让百姓看到的事。地位低贱的人要是习惯了看到尊贵的人一旦犯错就受到这样的对待，这可不是尊崇尊贵、敬重显贵的教化方式。古代大臣要是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免，不会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簠簋不饰；要是因为行为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而获罪，不会直接说他污秽，而是说‘帷薄不修；要是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被免职，不会直接说他软弱，而是说‘下官不职。所以即使大臣确实犯了罪，也不会直接严厉地斥责他，还是会有所避讳。所以那些犯了大罪该受严厉谴责的大臣，听到谴责，就会戴上白色的帽子，用毛绳系着，把剑放在盛水的盘子上，到请罪的地方去请罪，皇上不会派人把他捆绑起来拉走；要是犯了中等罪行，听到命令就会自己了断，皇上不会派人去勒他的脖子；要是犯了大罪，听到命令就会面向北方拜两次，跪着自杀，皇上不会派人去揪住他行刑。皇上会说：‘您自己犯了错，我对您是有礼的。对大臣以礼相待，大臣们就会自我激励；用廉耻来要求他们，他们就会注重气节品行。皇上用廉耻、礼义来对待大臣，要是大臣不以气节品行来报答皇上，那他就不是人了。所以风俗教化形成后，做臣子的都会顾及自己的行为，忘掉私利，坚守气节，为义献身。这样就可以把不设专人控制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倡导廉耻、推行礼义带来的结果，皇上又有什么损失呢！不这样做，却一直沿用以前的做法，所以我说这真让人长叹啊。”
贾谊因为绛侯周勃之前被逮捕入狱，最后却没事，所以用这些话来劝谏汉文帝。汉文帝很认同他的话，对待大臣有节制。从那以后，大臣有罪，都选择自杀，不接受刑罚。
汉文帝中七年（公元前173年）
冬天十月，汉文帝下令列侯的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以及俸禄二千石的官吏，不能擅自征调、抓捕百姓。
夏天四月，汉文帝大赦天下。
六月癸酉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发生火灾。
民间有人传唱关于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还能缝；一斗粟，还能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汉文帝中八年（公元前172年）
夏天，汉文帝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汉文帝肯定还会封他们为王，就上疏劝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人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您赦免他，把他流放，他自己生病死了，天下人谁不觉得他死得活该！现在却尊崇罪人的儿子，这只会让天下人指责您。这些孩子长大了，怎么可能忘掉他们的父亲呢！白公胜为父亲报仇，对象是祖父和叔父。白公胜发动叛乱，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只是为了发泄愤怒，亲手冲向仇人胸口，就是要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国虽然小，但黥布曾经利用过它，汉朝能留存下来，只是侥幸罢了。让仇人拥有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这从策略上看是不利的。给他们人，积累他们的财富，这就算不会出现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大城市里报仇的事，也可能会有专诸、荆轲那样在宫廷中刺杀的事发生，这就好比把武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您再考虑考虑！”汉文帝没有听从。
东方出现了彗星。
汉文帝中九年（公元前171年）
春天，发生大旱。
汉文帝中十年（公元前1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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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汉文帝前往甘泉宫。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的使者。汉文帝不忍心杀他，就让公卿大臣去陪他喝酒，想让他自己自杀，薄昭不肯。汉文帝又让大臣们穿着丧服去哭他，薄昭这才自杀。
臣司马光说：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决断是很英明的，但从道义上来说不太妥当。秦康公送别晋文公时，有对死者如生时一样的感慨。何况太后还在世，薄昭是太后唯一的弟弟，汉文帝毫不迟疑地杀了他，这没办法安慰太后的心。”我认为法律是天下公用的工具，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对亲疏关系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人们才不敢有所依仗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一向被称为忠厚长者，但汉文帝不给他安排贤能的师傅，却让他掌握兵权。他骄纵犯上，以至于杀了汉朝使者，不就是有所依仗才这样吗！要是再赦免他，那和汉成帝、汉哀帝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魏文帝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不认同他杀薄昭这件事，说：‘皇后的家族，只应当用恩情养育他们，而不应当给他们权力。一旦触犯法律，又不得不惩处。这是批评汉文帝一开始没有防范约束薄昭，这话很有道理。那么想要安慰母亲的心，是不是一开始就要慎重对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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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内容涵盖了贾谊对国家治理的深刻见解以及汉文帝时期的诸多重要事件，展现了当时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对理解西汉初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贾谊的言论犹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对商鞅变法后秦国风俗败坏的描述，揭示了单纯追求功利而忽视道德礼义带来的恶果，这种遗风在西汉初期仍有残留，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他强调太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其关乎天下命运，提出应选贤能之人辅佐太子，尽早进行道德教化，这一观点极具前瞻性，因为太子作为未来的统治者，其品德与才能直接决定国家走向。同时，贾谊深入剖析了礼与法的关系，指出礼能防患于未然，法只能事后惩处，主张以礼义为核心治理国家，构建良好社会秩序。他还特别提到对待大臣应注重廉耻节礼，避免过度羞辱，这样既能维护大臣尊严，又能促使他们坚守气节，为君主尽忠。这些见解全面且深刻，为汉文帝提供了系统的治国思路。
汉文帝时期的具体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局势。汉文帝对贾谊谏言的接纳，体现出他作为君主愿意倾听不同声音、积极寻求治理良策的态度。而封淮南厉王之子为列侯这一举措，贾谊虽极力劝谏，但汉文帝未采纳，这或许显示出汉文帝在处理皇室宗亲关系时的复杂考量，既要顾及亲情，又要考虑国家稳定，其中的权衡颇为艰难。薄昭杀汉使者后，汉文帝从不忍心诛杀到最终逼其自杀的过程，反映出法律执行与亲情之间的冲突。司马光对汉文帝此举的评价，引发我们对法律公正性与君主情感因素在政治决策中相互作用的思考。一方面，法律应公正无私，不论亲疏；另一方面，君主在执行法律时，难免会受到亲情等因素的干扰。
这一时期，贾谊的思想为西汉治国理念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汉文帝的诸多决策与事件则构成了西汉政治发展的具体实践。它们共同影响着西汉初期的政治走向，为后世在国家治理、皇室关系处理以及法律执行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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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