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是否越界。巴图的侄子误闯驻军猎区，按令罚兽皮一张，巴图亲自送罚物：“规矩立了，就是亲侄子也不能破，不然谁还信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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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猎人需持 “猎证” 出行，证上记录姓名、所属族群、猎区范围。每次狩猎归来，在入口处登记猎获：“日期、猎区、物种、数量、重量”，由登记官（汉蒙各一人）共同签字。李渔设计 “猎获牌”：“大兽挂木牌，小兽记竹简，牌上编号与猎证对应，可追溯来源。”
驻军猎获的黄羊、野猪需先报官，部落猎获的驯鹿、狐狸也需登记。帖木儿不解：“自己打的猎物凭啥登记？” 脱脱道：“登记不是要抢，是为统计数量，若某物种骤减，就需禁猎，保你们年年有猎可打。” 登记数据每月汇总，李渔在《猎情表》上标注：“十月驻军猎黄羊三十只，部落猎驯鹿二十头，均在合理范围。”
对未登记的 “黑猎”，惩罚严厉：驻军士兵扣俸禄，部落族人罚参与修路三日。这种溯源制度让猎区管理有了数据支撑，避免盲目捕猎。
脱脱与各族代表商议后，定下 “三三制” 分配方案：三成猎获入官（充军粮与官用），三成归猎人自用，四成纳入 “共享仓”（接济老弱、备荒年）。李渔算过账：“按去年产量，入官的够驻军两月粮，共享仓可济百人半年，自用部分也比往年多。”
分配由 “监分官” 监督，入官部分需选最肥美的鱼、最完整的兽皮；共享仓的鱼制成鱼干（用盐腌制，风干保存），兽肉煮熟后分装陶罐；自用部分可自由处置，但需按规定缴税（渔税纳鱼干，猎税纳兽皮）。汉渔民张三笑道：“以前打多了怕被抢，打少了不够吃，现在有规矩分，心里踏实。”
使虎部落担心共享仓管理不公，脱脱让巴图派族人参与看守：“仓门两把锁，汉官一把，部落一把，开仓需两人同时到场。” 透明的管理消除了疑虑，各族都愿按比例交赋。
为防分配中舞弊，议事厅设 “贡赋监督会”，由各族长老组成，每月检查共享仓账目。监督会有权开箱验物，核对入库数量与登记是否一致。有次发现入官的鱼干缺斤少两，监分官被问责，罚俸三月，由李渔重新指派公正者接任。
分配现场允许民众围观，汉蒙双语报数：“今日捕鱼三百斤，入官九十斤，自用九十斤，共享一百二十斤。” 报数声传遍市集，渔民可当场核对。巴图的族人检查兽皮入库：“这张黄羊皮有破损，不能算上等，需换一张。” 监分官立即更换，不敢含糊。
年终审计时，监督会将全年分配清单刻在石碑上，立于市集：“至元三十三年，共入官鱼干三千斤、兽皮百张；共享仓接济八十户；自用部分人均增收一成。” 公开透明让 “三三制” 深入人心，无人质疑不公。
每年秋分，李渔组织 “秋猎普查”，用 “样方法” 统计物种数量：在猎区设十个 “样方”（每方十里），派专人计数所见鱼类、兽类。渔民老郑懂 “鱼巢识别”，能通过水面气泡判断鱼群大小：“这片气泡密，鱼群至少百条；那边气泡稀，不过二十条。”
兽类普查靠 “足迹计数”，巴图带着猎手辨认足迹：“这是黄羊脚印，新鲜度不足一日，数量约十五只；那是驯鹿蹄印，有幼鹿踪迹，说明种群在繁殖。” 他们在《普查册》上画简图，标注物种、数量、健康状况，李渔用算盘统计总数：“细鳞鱼比去年增两成，黄羊增一成，狗鱼略减，需调整捕猎量。”
普查结果作为来年渔猎调整的依据：狗鱼减少则缩短捕猎期，黄羊增多可适当放宽限额。这种基于数据的管理，让渔猎既保生计，又护生态，避免竭泽而渔。
为强化生态保护，脱脱设立 “护渔护猎奖”：举报违规捕鱼者奖鱼五斤；发现新鱼巢上报者奖盐一斤；猎获幼兽主动放生者，免当月一成贡赋。汉渔民李四举报他人用小网眼，获奖励后逢人便说：“护鱼就是护自己饭碗。”
惩罚措施也毫不含糊：禁渔期捕鱼者，首次没收渔具，二次罚劳役（修补湖岸），三次驱逐出渔猎区。有蒙古猎手偷猎幼鹿，被部落长老当众批评，罚向共享仓补交鹿肉十斤，还需在禁猎碑前忏悔三日。
这些奖惩让 “生态平衡” 从口号变成行动。至元三十三年冬，李渔在年终总结中写道：“贝加尔湖鱼类种群稳中有增，兽类数量回升，渔猎规制初显成效。” 议事厅外的公告栏上，新贴的《生态公报》前围满各族民众，看着上面的数字，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 —— 这冰湖畔的渔猎，终将在规矩中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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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5章 渔猎规制[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