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莫过于自己的家乡，能回家乡休养，有亲人日夜陪侍身旁，那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上，都将获得最大的愉悦。
对家乡的向往及对妻子儿女强烈的思念，促使韩琦连续两次向朝廷上表，请求仁宗皇帝能够推恩，批准自己改知相州：
臣闻从事独贤，诗人所以兴叹，不能者止，臣子所以知难，今引疾以诉天，幸均劳而赐可，中谢！
伏念臣天与忠义，任逢圣明，常行已存必至之心，谓当时无难了之事，期以一身任天下之责，九殒报君上之知，见义必为。所冀公家之可济，其愚莫及，不知世务之无涯，故兹一纪之余，更帅三陲之重，或过中而食未及口，或达旦而坐不得眠，惟忧才力之弗胜，上孤眷倚，不顾形神之过用，易及衰疲，以致思苦伤肝，气留在胁，此者幸遇尊号皇帝陛下临遣国医，诊知病体，虽万金药剂之美，稍复支离，而一道节制之繁，诚难总决。伏望皇帝陛下广天地至仁之造，念臣以过劳至惫，许上武康之节，退临河亶之封，使臣释去重负，全养至和，庶二、三年之保摄，得神干之复完，则西北边之重难，惟圣意之所任。
不能否认，宋仁宗对朴直忠正的韩琦的确恩宠有加的，仁宗皇帝不仅批准了韩琦调知相州，而且不许韩琦罢还节钺，就以武康军节度使知相州。
宋仁宗至和二年二月，朝廷派来了接替韩琦的官员。
或许这又是仁宗皇帝刻意安排，要么就是仁宗皇帝有意无意的某种暗示，接替韩琦知并州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当年的枢密副使、与韩琦志同道合的富弼。尤其让人深思的是：富弼来并州的身份，是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宣徽院，本是唐王朝设置的机构，分南、北两院，是内廷官署，职责是总领内诸司和殿前三班诸务。宋王朝沿习唐制，但此时，这个官职已经演变成了优宠重臣的加官，宣徽使地位在枢密使之下，却在枢密副使之上，南、北二使通掌院事，但处理公务的时候只盖南院大印，南院的资望比北院更优。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当年庆历新政大员政治命运即将发生某种变化。
富弼的到来让韩琦深感喜悦。
算起来，韩、富二人自庆历五年离开京城，至此已分别了整整十年。而这次交接，也是韩琦和富弼在外任上的第二次交接。第一次是庆历七年五月，韩琦从扬州调任京东西路安抚使，接替富弼知郓州，不过那次正赶上贝州戍卒叛乱，二人没来得及见面。
知己好友相逢，说不尽十年岁月苍桑，道不尽十年离愁别绪，尽管这十年中，韩、富之间书信往还不断，但岁月流逝，今天两人的昔日容颜已大变，书信里的文字，又怎能和促膝会面相比？
只可惜十年分别，再相见时，少了风骨凛然的范仲淹。
相见时难别亦难。
韩、富二人虽然友情难舍，但朝命在身，终须一别。
然而，韩琦想不到的是，让他千难万难才得以离开并州的，不是和富弼的分别，而是深深爱戴着他的并州黎民百姓。
为官之道，莫过爱民。几千年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哪个官员在任上给过百姓一滴水，那当地的老百姓就会涌泉相报。
当并州的百姓得知韩琦就要离开并州，不再是他们父母官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竟然把并州府衙围的水泄不通，韩琦的车辆好不容易才出了府衙；“并人环拥号泣者万计，尽日不得出廓门，至有毁桥断路、随数驿然后还者。”
哪一位官员离去，能让百姓如此依恋，悲伤不舍？！
哪一位官员离去，能让百姓忍心挖断道路，毁掉桥梁？！
哪一位官员离去，能让百姓跟着走过几处驿站才依依而去？
就为了那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和感激之心哪！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心？民意？！
为官者当以韩琦为楷模，好自为之！因为天可欺，民不可欺！
或许是和富弼相会的喜悦；加上对并州百姓诚心挽留的感动，感情上经历了强烈的大起大落，离开并州的韩琦走到太原县西南十里悬瓮山下时，病情加重，不得不夜宿到附近的晋祠。
晋祠，即西周时的唐叔虞祠。
据《吕氏春秋重言》载：昔日周成王和唐叔虞玩笑，成王拾起一片梧桐树叶，当作玉圭送给了叔虞，说：余以此封汝。叔虞大喜，归告辅政的周公，周公于是为叔虞请封，说：天子要封叔虞吗？成王说：这只不过是我跟叔虞之间的游戏而已，周公却一本正经：臣闻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
周成王无奈，于是封叔虞于晋。
第九十二章[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