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五节对日处理研究
此时亚洲战事一场还在按照原计划进行的最重要战斗，也就是中国战区的徐州战事了。
老蒋虽然对于美国的军援非常期待，但在开罗会议后，美英几次放中国人鸽子后，却是让他很是无奈地认清了美英在二战同盟作战中的根本目的，就是想用最小的代价来利用中国人打日本人罢了。
不过徐州战事不仅仅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同样非常重要。
开战至今半年，国民政府和老蒋的中央军，已经先后调动了超过一百万的兵力，沿着徐州一线发动上百次的攻击，花费的钱财和物资，更是多的无法计数。同样，日军调集的兵力数目也极为庞大，仅仅是仆从伪军就调集了不满编的十个军，日军本国部队也超过四个军。
仅仅从士兵人数上讲，国军一方占据了明显优势，而装备美械化的中央军，即便面对精锐日军，也并不吃亏，只不过两国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上差距明显，让战事无法一一的得出结果。
事实上，徐州第二次战事爆发后，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即便已经经过了换装整编，单独对上日军，也并不占据优势，相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央军利用优势的兵力和武器，才勉强能和日军打平，这才是新一轮徐州会战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根本原因。
只是因为现在中国军队在明面上略占优势，让习惯打顺风仗的仆从军表现大减，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就是因为伪军几次的犯错，才让徐州战线的老蒋抓住机会，实现了几次战场突破，直接将徐州的战线从徐州外围，一下子打到了江苏和山东交界的日军最后一道工事防线上，一旦这条最后的工事被突破，华北的日军可能只有选择和国军野战，而到时候占据着装备和数量优势的国军，绝对可能更加容易发挥他的长处。
日军显然知道这最后一条工事的重要性，虽然因为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武器和人数占优，无奈一退再退，就算寺内毅几次给华北方面军出主意发动突袭反击，还是根本无法将坚决作战的国军击退，不过到了这最后一条工事后，就连东京的日军大本营，都开始直接拍电报到华北方面军，关注战事的分时进展了，他们怎么可能再退。
到了1944年三月，日军的一线联队指挥官本人，都已经在自己头上绑起了染血白布带，亲自参战誓死坚守阵地了。
了解了日军这样的情况后，素质日人性格的老蒋，却是选择了不与他们硬碰硬，而是决定，徐州一线继续维持现在的攻势节奏，但让太原的阎锡山和张学良杨虎城三人，立刻到徐州战区司令部来面商机密事宜。
战事，即将进入另外一个角度。
就在这个时侯，享受安逸后方的重庆，却是人文气氛浓厚，大量的学者、贤达、民主人士聚集重庆，参加由胡适博士倡议召开的新一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新年度会议。
与会的不仅有中国国内的各界知名人士、文人学者，还包括了欧美和印度、日本、暹罗等地的民间和官方学者代表。
因为这一次国际会议召开前，胡适曾经亲自飞到昆明拜访范哈儿，希望会议能得到范哈儿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在范哈儿首肯后，国际会议确实召开的非常成功，所有与会人员的安全和自由，都得到了这位袍哥的保证。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消失在社会之中近十年的日本共产党，因为范哈儿的安全承诺，而有大量党内知名人士，再次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7月15日成立，同年12月加入第三国际。成立后为推翻专制主义天皇制、废除封建主义所有制、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人民民主等进行了英勇斗争，因此屡遭日本政府镇压和迫害，党的全国性统一活动处于中断状态。
日本共产党是在日本政府宣布非法的情况下成立，1923年便被有关单位检举，而于1924年解体。1926年再成立，并且主张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二阶段革命，目标为“废除绝对天皇制”与“实现国民主权”。1927年日共开始学习中国经验，准备暴力overthrow天皇制和垄断财阀的统治。但因共产国际的武断干涉和日共自身的不成熟，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政府内部的膨胀，1920年代末开始工农运动数次被武装镇压，像1928年“三?一五”、1929年的“四?一六”。日共组织被严重破坏，骨干被捕，工农运动受到了极大挫折，革命形势走向低谷。到1934年底，日共的活动基本停止，机关报《赤旗》被迫停刊，于1935年再度解体；直到1945年战后才告合法化，并重建党组织。
日本共产党虽然解体，但党内的很多领导者和知名人士，却并没有消失，他们散步于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各个加盟国家，奔走游说，并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思。其中很多人，还和中国的知名学者相交甚欢，这次胡适倡议召开重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际会议，也就牵连之下邀请了他们。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英文名称为stituteacificretions，日本称之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但中文名称则繁多。其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会员多为学界中人，中国的余日章、胡适、颜惠庆、蒋梦麟都曾担任过该会领导职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觉承担起了国民外交的任务，希冀通过国民间的对话和交流，缓和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因而一面主张政府对日忍让，一面利用学会年会召开之际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反侵略立场。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召开之时，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事变做出了“低调”反应，大会主席及中国代表团团长胡适在会议开幕词中说，虽然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公开的战争，但这两个国家，确已处在战争的状态中，全中国的人都被一种强烈的耻辱和怨恨的反感燃着了。不过胡适并未就此谴责日本，而是话锋一转，谈起了太平洋学会的理念。他说：“我们在此，不是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胡适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
日本会员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是一种“自卫”。它的外交官随时准备与中国的外交官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中方坚持通过国际联盟签约国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谈判。
但是众所周知，不管是这个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是国民政府，此时都无法战胜对手日本，所以学会的实际研究成果，不管怎么样处理都对事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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